中国古代刑罚的产生与发展.docxVIP

中国古代刑罚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刑罚以残酷而闻名，并为受害者带来残疾、痛苦和耻辱。这种刑罚制度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曾经不断地发生变革,反映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发展变化。 一、 战国时期以来氏族主阶级的军队建设 刑罚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在不知国家为何物的原始社会,虽然也有迫使氏族公社成员遵守公共生活规则的强制手段,但它与阶级社会中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刑罚,是有本质区别的。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国古代刑罚的出现是在夏禹。《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载,当禹之时,“皋陶作士以理民”。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又《韩非子·饰邪篇》载:“禹会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夏朝建立之初,就产生了包括剥夺人的生命在内的刑罚,作为奴隶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暴力手段。 中国古代刑罚的产生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酋长为了驱使氏族成员去勇敢作战以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制定了军法。如上面所说的“后至者斩”,就是一条非常重要非常古老的军事法令。这种兵刑不分的情况,在《汉书·刑法志》中有明确地表述:“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这说明,奴隶主阶级对异族是用甲兵去征讨他们,对已征服的氏族则用刑罚去统治他们,这就叫“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而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五刑”范围之内的。由此可知,正如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战争加强了军事首长的权力从而推动了国家的形成一样,氏族战争也促进了我国古代刑罚的产生和发展。 应当指出,在我国古代刑罚产生的过程中,氏族战争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刑罚产生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上引《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这说明“乱政”是导致“禹刑”产生的原因。对此,《汉书·刑法志》分析的更加透彻,谓“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这里所说的“乱政”与“德衰”,实际上都,阶级是斗争尖化锐的映;而“禹刑”、“肉刑”则都是一些剥夺生命和残割肢体的刑罚方法。这些残酷的刑罚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表现,并且都是夏朝奴隶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暴力工具。 刑法的发展与文化及文字的发展密切相关。据《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条。”又据郑玄说,这三千条是“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墨各千” 二、 周人对刑法的所处历史阶段都有三种“五刑”的态度? 我国奴隶制刑罚的完备形态是商周时期的五刑制度。荀况说过:“刑名从商,爵名从周。” 商朝的统治者特别关心刑事立法。据《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这说明商汤在开国之初,就曾制定过刑法。但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位时昏残暴虐,“不遵汤法,乱德” 在刑罚制度方面,商朝继续沿用夏朝的五刑并有所发展。从古代文献及甲骨卜辞的记载来看,商朝的刑罚种类有黥、劓、刖、醢、脯、焚、刳、剔、剖心等残酷的刑杀方法。且商汤伐夏时就规定:“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戳汝,罔有攸赦。” 周朝初期的统治者,有鉴于“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 从现有史料来看,周朝刑罚制度确立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时期:一是周朝的初期,西周奴隶主统治阶级根据灭商后巩固周人统治的需要,在继承夏商奴隶制五刑的基础上,对如何运用刑罚镇压手段制订了不同的政策。如《汉书·刑法志》说:“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这里所说的“新邦”、“平邦”和“乱邦”,正反映周初各地区阶级斗争的不同情况:周人原有地区的阶级斗争比较缓和,新征服地区的阶级斗争则比较尖锐。因而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对周朝统治下的各地区视不同情况,分别用“轻典”“中典”和“重典”以治理之。但不论是在什么地区,都一律采用墨、劓、刖、宫、大辟等五刑,只是因为习俗有厚薄,用之有多寡而已。 二是周穆王时期,对西周刑法作了较大的补充。穆王享国日久,眊乱荒忽,国政不修。而百姓怨望,诸侯叛离,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周穆王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遂命甫侯度时作刑。《史记·周本纪》载:“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这说明周穆王时修订刑法,比周初用于刑“平邦”的“中典”多出了五百条,此即为刑乱邦用重典者也。由此可知,周王朝第二次修订刑法,只是增加了一些定罪的条目,对五刑制度并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