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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孔子从《论语》到《孔子家世》 孔子和司马迁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两位骄傲人物。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司马迁所著《史记》则是传统史学的辉煌巨著和民族文化的璀灿瑰宝。关于这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联,自东汉以来,即引起学者们的诸多评论,其间形成了尖锐的意见对立。时至今日,在颇有影响的哲学史教科书和思想史专著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因此,正确阐释这个问题不特对于科学地说明《史记》这部巨著的产生无法回避,而且对于我们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程裨益甚大,在研究儒学史、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以下从四个层次加以考察。 一、 推动了《春秋》的继承与发展 司马迁对儒学的态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集中的反映,此篇是《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中居于最后的总结性文字,司马迁坦露心扉,极富感情地述说本人学术旨趣与孔子的关联,其中紧要的有两条,一是以“继《春秋》”为己任,二是对儒家六经全面地推崇。 司马迁对《春秋》的看法直接渊源于孟子。孔子据鲁史以修《春秋》,以褒贬书法,通过极简略的文字表达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这个特点,被儒家巨擘孟子充分地阐扬,遂对以后儒家学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孟子视孔子修《春秋》是了不起的大事,其功可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相等列。他论证《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认为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称《春秋》是“天子之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上引文均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还强调《春秋》所重的不是史事,而是孔子加进去的“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将《春秋》当作普通史书,而要特别重视其中所曲折表达的孔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想,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孟子的论述,大大提高了《春秋》在儒学总体系中的地位,阐释了《春秋》所包含的孔子的政治观点具有治理国家、纲纪社会秩序伦理的非凡作用,也说明了精深的义理乃是史书的灵魂所在这一深刻道理。孟子论述的意义远远超过《春秋》这部著作本身,对于汉代以下儒学的发展影响至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非常强烈、鲜明地宣告自己直接继承孔子的事业。他讲著《史记》以继《春秋》,是他父亲司马谈的郑重嘱托:“……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率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些都确凿地表明,撰史以继承孔子著《春秋》的神圣事业,既是他父亲的嘱托,也是司马迁本人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重任。 司马迁忠实地接受了孟子的观点,他借回答上大夫壶遂的话,论述孔子修《春秋》的含义:“余问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按:《汉书·司马迁传》引这段文字,无“天子退”三字。孔子修《春秋》意在尊周王室,此言“贬天子”,与孔子本意和《春秋》内容不合,当有衍误。《汉书》此处作“贬诸侯,讨大夫”则与《春秋》内容相合,宜可依从。)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些,正与孟子关于孔于修《春秋》以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看法一脉相承。尤应注意的是,司马迁进而把孟子的论点大力发挥,第一,他认为《春秋》是治国的纲纪,故说:《春秋》“是王道之大者”,“《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万物之聚散皆在于《春秋》。”这就进一步阐发《春秋》的原则、道理直接与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相攸关。第二,认为《春秋》体现了礼义、伦理的准则:“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