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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班赐制度与无禄观念 维持权力与维持国家官僚机构的运作无关。官僚机构中的稳定薪酬制度也是官僚机构个人维护的关键。因此，北魏的报酬制度也多为学者所关注。关于北魏俸禄制度，学界多有研究成果，但鲜有对早期北魏报酬体制加以专门研究。系统地对早期报酬制度加以详细阐述的是张维训，他曾于20世纪80年代就北魏早、中、后三个时期的官员俸禄现状进行专题讨论，并明确提出北魏报酬制度是由班赏到班禄的转变。 上述学者对于班赐制度的研究，证明了班赐已然制度化、规范化，并作为北魏早期官吏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存在。但是，其中仍然有需要讨论的空间: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不行班禄而是以班赐来进行对将士及官吏的经济补偿，是由北魏早期占主导地位的游牧经济决定的。群雄割据，客观上为北魏早期频繁的战争掠夺提供了条件。随着道武、明元、太武三代的经营，北魏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农耕经济，因战而生的班赐行为必然随着战争的减少而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班赐是否能够真正保证官吏的报酬?本文拟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对北魏班赐制度下官员报酬获取方式的局限以及这一经济体系下引发的后续社会问题进行探讨。 一、 班赏赐与布对象 班赐现象的产生，并非是一个偶然。班赐最初源于北魏皇帝亲征对于战利品的再分配，北魏早期并未形成完善的官僚体制，因此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俸禄报酬制度。加之源于游牧民族抄掠获取财物的风习，导致这一制度得以在早期实行。严耕望先生在述及班赐之制时，提到“亦是盖永嘉之后，诸胡入主中原，即无俸禄制度。拓跋氏亦游牧民族，既入中原，亦承旧规耳。” 提到班赐，学界往往会将其同源于抄掠的战争相联系。朴汉济先生在其“胡汉体制论”中曾提及北魏早期班赐行为背后“亲征—掠夺—班赐”的规律。 高敏先生曾以《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料对道武帝时至文成帝赏赐朝野的记录作出统计，并提到“道武帝在位24年，赏赐14次;明元帝在位15年，赏赐14次;太武帝在位24年，赏赐13次;文成帝在位14年，赏赐2次。” 在表1中，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均见赏赐14次，但赏赐的时间集中于11年、8年和9年之内。文成帝则仅见2例。倘若班赐每次都同战争相关，那么我们应该能从赏赐次数以及频率之上看到北魏四帝在位期间所发生的对外战争频度。事实却并非如此，朴汉济先生曾对亲征情况加以统计，“道武帝进行32次亲征，明元帝进行2次亲征，太武帝进行24次亲征，文成帝进行1次亲征……” 班赐的改变，集中反映在赏赐物资的区别上:以道武帝和明元帝班赐行为做比较，道武帝同明元帝同样班赐14次，但班赐的实物却并不相同。在道武帝时期，班赐随从官员将士多集中在牲畜，14次班赐中，明确有马牛羊等牲畜详细数目记录的就有8次;明元帝时期，班赐则有10次明确赏赐的实物为布帛，而记录为分配战利品的情况，仅见永兴五年(413)，神瑞二年(415)、泰常三年(418)、泰常八年4例。高敏先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解释应当是明元帝时期因战争减少，因此赏赐不得不采用布匹代替征伐常见的牲畜。但即便没有战事，明元帝仍执着对于群臣的班赏，更说明班赏制度对于北魏政权的重要性。即在于解决班赐制度的根本———即“百官无禄”的矛盾。 无禄之下班赐所产生的矛盾不仅仅体现在明元帝一朝，在太武帝时期同样也体现出一种不安定。相较明元帝，太武帝时期战后赏赐的事例又有所增多。太武帝在位20余年里，大夏、北燕、北凉、吐谷浑等均被北魏武力吞并，因战赏赐的记录中，不论是次数还是赏赐范围及数额，应当远远高于明元帝时。但是，“百官无禄”矛盾却并未因频繁的对外战争和领土扩张而解决，相反，这一问题却显得更为突出。 其一表现在赏赐的时间不均。太武帝早期频频发动对外战争，但随着领土扩张，北魏再无大规模对外征讨的机会:太武帝时期的赏赐事例，多集中在早期始光年间，如元年(424)征讨柔然，三年伐北燕，四年讨大夏之时，即占了太武帝班赐记录的一半。而除此之外的封赐，则远远低于道武帝甚至明元帝时期平均班赐频率。 其二是由于官员机构冗杂。在太武帝统一北方之时，一些部族渠帅及汉族士人开始以“主动内附”的形式归顺。对于这些部落宗族，北魏多以怀柔鼓励为主，其中一项措施即授予附庸部族首领或大族相应的官职及赏赐。 基于此，北魏早期对于官员物质的分配必然无法全部顾及，如前述，班赐并非以一种合理的周期出现。北魏群臣往往无法保证在下一场战争之前仍有足够的物资维系其生活。即便在战后获取财物和奴隶的情况下，分配标准亦因是否直接参与征伐，是否为皇帝所亲近而发生厚此薄彼的情况。 班赐赏赐的对象，大多集中于随从征讨的将士官吏中。尽管在赏赐之时，被赏人的官阶高低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但也曾见在同一赏赐中，同样职位的官员受封赏数额不同的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班赐未恩及的官员若不能利用已有的资源经营产业，其生活亦难以维持。清人赵翼指出，北魏早期为官者，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