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宣宣帝托孤略论西汉中期的政治及霍光.docxVIP

论西汉宣宣帝托孤略论西汉中期的政治及霍光 1.由于霍光忠实地继承了汉武帝的路线，西汉中期政治的变化主要来源于武帝时期的“多起创造”。例如，官员选拔制度、国家祭祀制度、盐铁专制、内外制度等。这些创造形成了一种一定的模式，但由于对临时和不稳定性的限制，其运行仍然取决于皇帝的决定。因此，这些创造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 由于长期战争对国计民生的影响, 使得武帝晚年的西汉政权实际上处于较为危险的地带。 而这恰恰也就迫使武帝不得不吸取秦亡二世的教训, 实行国策上的改弦更张与民修生养息, 以求得汉帝国的稳步传继。 二、汉武帝前三代君主虽有高后问高祖宰相代继事, 然皆无托孤、设辅臣事, 其原因除了汉初开国功臣巨大的影响力外, 当时宰相制的稳固地位以及相权的相对独立性与完全性非常重要, 即便帝幼, 宰相虽非辅臣, 却可以是事实上的辅臣。 到了武帝末期, 由于宰相权力的过度削弱, 使得宰相丧失事实上君主传继过程中原有的作用; 而内朝所具有的特性也使得内朝不可能成为一个年幼皇帝用以加强专制统治的机构, 是以设置辅臣成为武帝不得不做的选择。 当然武帝时期创置内朝、裁抑相权的一系列政治活动, 意在将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权较为完整地收归皇帝手中, 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 然而这样一个政权组织模式对皇帝的执政能力值得一究, 其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效率。 同时由于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 武帝在选择辅臣过程中, 不仅要求选定者不能成为刘氏皇权的威胁, 而且要求选定者既忠实朝廷, 又具有较高的行政能力。 基于这些要求, 外戚的先天优势和武帝身边参与决策的内朝官员自然成为主要的人选。 武帝托孤所设辅政大臣中, 霍光、上官桀为外戚, 金日銸、桑弘羊是随奉武帝多年的亲近臣子。 其中霍光为人皆“沉静详审”、“资性端正”, 行事“小心谨慎”。 然而四人中金日銸早卒, 上官桀、桑弘羊以谋反诛, 独余霍氏独大, 且霍氏以外戚之贵重, 以辅弼之尊崇, 以功业之隆盛建立起巨大的政治威望, 加以昭帝年幼, 由是形成以霍氏家族为主的外戚专权。 但在元帝后, 才真正步入“外戚政治”, 最后导致了汉朝的灭亡。 随着霍光专权日久, 其家族有威胁皇权、渐有不受控制的倾向, 而终以族灭告终。 自武帝多有创制以来, 西汉中期的外戚专权应该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 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昭宣时期的特殊情况, 即昭帝继位时不过八岁, 在位十三年, 且未曾亲政, 昭帝皇后又是霍光外孙女, 内外皆为霍氏控制, 昭帝即便想削其权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霍氏家族的消亡, 则不仅仅是因为霍光子孙们的愚蠢不肖, 宣帝的政治才干及谨慎周密、 外宽内忌的性格也有极大的关系。 从武帝末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上看, 内朝设立后, 汉初君臣间的均势被打破, 形成皇帝统领内朝, 进而实现以内统外, 以宰相为首的外朝权力下降, 君主的绝对权力得以强化。 武帝崩后, 昭帝继位时年幼, 整个朝廷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真空。 然而霍氏以主要辅政大臣的身份填补了这一漏洞, 并凭借十余年的经营, 遂形成了昭宣时期的外戚专权。 三、武帝设内朝是为了裁抑相权, 利用外戚是为了加强皇权, 然而到昭帝及宣帝初期的外戚专权, 实际上是多创制不稳的体现, 也就是制度的缺陷所导致。 到宣帝时霍氏族灭、皇室才恢复了对外戚势力的掌控。 然而随着国势日衰, 外戚政治最终导致西汉败亡, 其影响甚至绵延到东汉末年。 由此可以看出, 多创制的内朝的设立在中国古代官制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但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古代政治在专制性上越来越严重。 西汉中期政治实际是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确立的重要阶段, 但它破坏了西汉前三代的内外朝均衡态势, 这不仅对西汉中期的政治活动造成较大影响, 对以后各封建王朝制度与政治态势变更也有着巨大作用。 四、霍光的政绩有目可睹。 霍光秉政的时候, 鉴于武帝时的疲弊, 他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 多次大赦天下, 鼓励农业, 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 史称“百姓充实, 四夷宾服”, 这是不可否认的。 后来霍氏虽被灭族, 但霍光作为托孤大臣, 对西汉中兴的作用不可忽视, 作为权臣, 其贡献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