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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现在的改革是一项伟大的革命性变革。变化的范围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这种变迁使得我们的社会正在从一个相对同质性的社会变成一个相对异质性的社会。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价值和利益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职能也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强制性管理,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契约性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调试、磨合之中,其变革方向是高效而责任有限的政府,自主而充满活力的社会。改革同时也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痛苦、矛盾和博弈,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调。各种突发性的社会危机就是这种失调的表现 所谓突发性社会危机是指各种无法预料或虽能预料但难以预防和完全避免的天灾人祸,包括从新疆珈师地震到南京汤山特大投毒案,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其目标是要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保障。在新的世纪,政府的主要职能不仅是要抓经济建设,同时也要抓制度建设——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公正、安全与秩序。政府职能转变的另一种微观的“技术”层面就是要建构一种社会危机的紧急应对机制,在危机发生后,迅速启动这一机制,把危机的社会危害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改革的深化也带来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就是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断裂”,也就是说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情况不同,在最近的10余年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社会变革的理想状态是有计划的变革,也就是一种可控的变革。但人类知识与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社会变革的实际内容都会远远超过变革计划。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保证。在二次大战以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认识到社会福利对社会安全的重要性,纷纷健全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许多国家加大了对富裕阶层的税收征收力度,而富人们也意识到只有花钱(多缴税)才能保平安——穷人有了面包才不会造反。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依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构建一种不使任何国民“漏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弱势群体能过上一种“体面而尊严”的生活。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社会冲突中,有相对剥夺感的人会长时间投身冲突之中,增加冲突的强度,但倾向于使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而有绝对剥夺感的人则会全身心的投入短暂而剧烈的冲突中,并且倾向于使用非法、暴力手段。 用制度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张力绝非一日之功。在社会转型时期还可以用、也应该用另外一种“技术性”措施减低各种突发性事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那就是建立一套社会危机的紧急应对机制,保证在各种突发性危机(地震、洪水、飓风、爆炸、投毒、倒楼、塌桥等天灾人祸)发生后可以按预先设计的各种方案紧急行动,力求把危机的危害程度减到最小。建立这种危机紧急应对机制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就可以在危机发生后,根据危机的实际危害或可能的危害程度启动有针对性的反危机预案,在必要的时候中央政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物资和人力的动员,保证应急方案的顺利实施。这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职能,也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就已具备的职能。只是从各种突发性危机的应对中可以看出,由于危机应对机制不够健全,政府这种职能的发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必须进一步完善。这种危机紧急应对机制还要求我们用新的观念来对待各种突发事件。社会的和平与安宁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但突发性的危机总是无法完全避免,政府要减少危机的危害,就要及时发布危机的相关信息,这样才能安抚公众情绪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南京汤山事件发生后,南京地方媒体语焉不详,南京市民只好从其他渠道来了解事件的动态。这既不利于市民了解事件真相(只有谣言满天飞),也无法动员社会力量来帮助政府消除事件的危害。九江王孝典投毒案 与政府职能的变迁性转轨不同,社会工作机构的角色却是一种内生性发展。内生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又译为内发性发展)指的是一种不同于“冲击一反应”模式的现代化的道路,是在力图保持固有“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传统。这种模式强调尊重历史传统,并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模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 就各种突发性社会危机来说,除政府的有效干预外,社会工作机构还可以有所作为,其角色功能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调查机构的调查 政府中的公安、民政部门已经做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