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形成.docxVIP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形成 我是一个白人。我不知道。因为下意识里, 我怀疑自己的黑人成分, 也就是说, 我怀疑自己的整个存在。 弗兰茨·法侬 (Frantz Fanon) 我感到无言以对, 我回答不出那些问题, 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基奥瓦印地安人…… N·斯科特·莫马戴 (N.Scott Momaday) 我……憎恨德国, 我讨厌当德国人。 萨宾·雷歇尔 (Sabine Reichel) 无论是好是坏, 对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以及新近出现的经济、文化、政治和语言网络我们都已习以为常, 这些网络错综复杂, 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自身日常生活领域的边界。我们的思考不能够只是停留在那些自定的民族文化范围, 封闭的社会生活领域或孤立的学术科别阈限之内。目睹着横扫全球的资产组织和财产法规的巨大变化,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些变化对于万事万物的影响程度, 其中包括我们自身的个性和主体性结构。我们不能再以那种各自分立的政治、心理和审美模式来思考问题, 而是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够把这些领域综合到一起共同加以表达的理论模式。我们这个时代, 充满了令人费解的暴力、战争, 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民族纷争、宗教冲突, 以及人们加诸社会、文化和环境的毁坏行为。如果说批评理论还要继续在今日世界的形成当中发出声音的话, 那么它就需要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 在本文中, 笔者重点探讨当前全球范围内跨国界、跨文化、跨民族或跨宗教团体的交往互动对我们的个性和主体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特别是追问暴力史如何影响了受害者连同迫害者, 以及他们双方各自后代的身份形成, 包括他们的个人身份, 文化身份, 种族身份和公共身份。笔者将我将针对越代创伤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在个体、社群和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如何部分地成为一种精神遗产进行考察。对于文学研究来说, 特别是自打新一轮的暴力史书写风潮出现以来, 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话题。这些暴力史书写包括了那种从内嵌式生命记忆角度对这些历史加以描述的见证书写。此外, 新近还出现了一股所谓的生命书写热, 它主要是从深层个体创伤经验史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各种暴力历史。对此, 批评理论已经通过各种交叉的理论话语予以很大关注。有意思的是, 身份归属问题——面临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极大挑战——以一种猛烈之势卷土重来, 并引发了相当广泛的争论。后殖民理论、种族批判理论、创伤理论, 以及人们所说的包括少数民族理论、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在内的少数派话语, 抓住了这些身份问题, 并针对身份政治的出现以及它那种将民族、文化、种族或性别身份本质化的可疑性依据展开了批判。关于身份的论争产生在个人和政治的交叉地带, 因为这些地带关系到自我或群体认同, 这种自我或群体认同是藉由一些复杂而且通常是充满冲突的亲缘 (filiation) 我们或许会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争论是否能有所裨益?毫无疑问,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全球化和全球资本一体化提供了最为先进的概念, 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后者所带来的心理和社会文化影响力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一种更为详细的心理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新精神分析理论, 包括精神分析创伤理论, 为分析人的精神和心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 目前那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放到一起来考虑的新风尚并非偶然。阿希利·缅贝 (Achille Mbembe) 的《后殖民时代》, 程安妮安琳 (Anne Anlin Cheng) 的《种族的忧郁》, 以及保罗·吉洛伊的 (Paul Gilroy) 的《后殖民悲哀》——只是举少许几个例子——重新激起了人们对那些政治和心理交叉地带的讨论。我认为, 下述我的一些思考是对此类讨论的一点贡献。 笔者在文章开头引用的三段语句表明了某些由于民族、种族或国家质询 (interpellation) 的情感纠葛而产生的身份烦恼。阿尔都塞 (Althusser) 用主体落入到特定的文化、政治或法律处境来解释这种质询。譬如, 当我们走在大街上听警察喊道:“嗨, 马上站住!”时, 尽管我们从未犯罪, 但我们对自己受到的质询却感同罪犯。笔者认为, 种族和民族在我们身上所起的作用就像文化和政治质询一样, 而不同于那些本体论意义上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们召唤我们, 命令我们将其纳入自身, 或者至少, 要求我们与其面对面相处。当某种种族或者民族身份被外界强加于我们时, 我们会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种身份, 无论它是被我们自己的集团强加给我们的, 被统治国家或殖民政权强加给我们的, 还是被那些藉由诋毁、诽谤或美化而将我们固置为某种典型形象的异质文化或宗教成员强加给我们的。 法侬那句“我是一个白人”, 直指文化和种族无意识的变迁。在他作为一个殖民地主体的现实层面上, 法侬只将作为一个黑人接受质询。可以说,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