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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的动机 不可否认，恩格斯对整个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的贡献是可以否认的。然而，关于“哲学是实践的终结”的讨论很少，因此很难理解其思想的起源。因此,从对话形式入手探讨他的死亡观显得尤为必要。 一、 对话体写作与“苏格拉底”写作的关系 柏拉图的作品几乎都是对话录,与近代以来的哲学作品在表达形式上有显著的区别。如当代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所言:“古代哲学文本与现代哲学文本极其不同。首要的差别在于,古代哲学文本总是与口语性相关,与口语的风格相关。比如,柏拉图的《对话录》旨在公共阅读场合被介绍。甚至连关于亚里士多德最严厉的评论文章,也首先是用口头的形式被介绍给学生们……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文本总是面向有限的公众群体……人们也总是在特定的、明确的情形下写作。”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以对话的形式阐述其哲学思想,结合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这符合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的做法,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柏拉图的文本写作方式。与孔子相类似,苏格拉底是“述而不作”,而柏拉图则以对话代替论著。要探索其原因,首先需要探讨“对话”“对话体”与“论著”各自的特征。 从对象角度来看,对话的一大特点在于对话的参与方是单个的个体,对话过程中交谈者进行语言交流,你来我往,互动性和探索性很强,产生的分歧或者认同的结论都属于当事人思想“劳作”的结果,历史上辩证法产生于这种对话之中。此外,每个人生活方式、思想水平各有差异,这直接影响到言者说话的内容和方式,这种初始的、现场的思想碰触是文本写作无法呈现的。而阅读论著形式的文字,相较于对话参与者(主体),文本阅读者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虽然阅读经典就是与哲学家进行思想的对话,但每个人的思维水平、思想境界不一样,对文本的逻辑理解与作者本人、或其他阅读文本的人都存在差异,这使得阅读者很难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写作者的思想,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以至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否认阅读的可能性。 从传播角度来看,虽然对话可以在公共场合进行,理论上听者不限,但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传播的人数和效果有限;形成文本的思想更有利于传播,文本受众比对话更广,可以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适应学术的专业化与分工化发展,故哲学家大都采取文本形式、尤其以论著的形式呈现哲学思考(写作)。对话体作为一种文体,类似于话剧,是将对话场景和内容记录下来,形成文本。它结合了对话与论著的优点,既保留了对话的“在场”特性,也有利于利用文字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进行思想传播。 应该如何理解柏拉图采取“对话体”形式来写作?有人将其解释为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因为苏格拉底本人只通过对话教育弟子“只述不作”,柏拉图因为尊重其师,因而采用对话体形式。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结合当时史实来看则不尽然。柏拉图只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之一,而且年龄较小、入门较晚。相较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其他弟子(如“小苏格拉底学派”的欧几里得、阿里斯底波等人)更加忠实于苏格拉底思想的原貌,可他们都没有拒斥以论著的形式写出自己的思想。亦有人认为这是当时流行的文体,即古希腊戏剧流行使人们习惯于采取类似于戏剧的对话形式书写,因此柏拉图以及同时代的哲学家保留这一写作习惯不足为奇。但这也与史实不符,且不说亚里士多德留下的《形而上学》讲稿中所记录的早于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留下过论著形式的作品,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本人亦完全抛弃对话体而采取论著的形式写作。因此说明,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以对话体的方式进行写作并不是思想家们所采用的主流方式。 由此,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苏格拉底只进行对话和柏拉图用“对话体”写作是有意为之,而要理解这种意义,必须理解走入哲学之路的困难以及对于哲学的著名定义。 在柏拉图哲学中,对话是劝导年轻人走入哲学之路的开始。《理想国》一开篇,对话的主角哲人苏格拉底“下行”到比雷埃夫斯港,与大家展开有关“正义”问题的对话。联系到有名的洞穴之喻,这一意象可以被解释为苏格拉底肩负着神的使命下降到城邦,劝服并引导城邦当中的人一同上升,走上追随真实与善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所用的方式是对话。对话代表着一种教育和引导,引导灵魂走向真实之路,在洞穴之喻中,教育并非“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 强调对话对于哲学的重要意义,改变了对哲学的一般理解。一般认为,哲学是爱智之学,即哲学是有关最高智慧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而对话式的写作没有成为近现代哲学家的选择,说明其无法满足构建一个哲学理论体系的需要,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代哲人则不同,他们重在阐明思想,无意将其作品发展为关于现实的理论体系。并非关于现实的整体体系在柏拉图思想中不存在,而是其体系是通过对问题的回答、或在被提出的问题类型中构建的,换言之,其思想是通过对话而展现的。这种对话或关于对话书写的宗旨,不在于构成某种体系,而在对话本身。 古代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