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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贬低温子升考 作为一位学者，文子胜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生涯，维护国家统一与朝廷的稳定。他一生经历了胡太后专权、汾阴之变 和东西魏分裂等重大历史事件,不幸被卷入了血腥 的政治斗争漩涡,最终饿死晋阳狱。对于这样一个 身处战乱却仍积极入世的文人,历代学人发表过各 种评论意见,而且毁誉不一。笔者试通过对各家观 点的解析,力图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对温子升作 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 魏收与温子升的争议 《魏书·温子升传》云:“子升外恬静,与物无竞, 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而内深险,事故之际,好预 其间,所以终致祸败。”[1](P1877)“好预事故”,这是北朝 史家魏收对温子升所作出的评价。魏收认为,温子 升表面上与世无争,其实内心极为阴险,思虑甚 深,好参与国家朝廷大事。之后隋代的王通也持有 类似的观点:“太原府君曰:‘温子升何人也?’子曰: ‘险人也。智小谋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齿 焉,则有由也。’”[2](P2)“智小谋大”是说温子升的政治 智慧虽然有限,但谋虑却极其深险,最终导致自己 的祸亡。南宋的叶适随其流而扬其波:“史称‘温子升 外恬静,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而内深 险,事故之际,好预其间,所以终至祸败。’尔朱、 高欢父子之间,惟子升号能有意王室,一时人士, 如其比者绝无矣。魏收之言,不亦宜乎! ”[3](P508) 叶适也认为魏收“好预事故”的评断是符合实情的。 与上述贬低温子升评论截然相反的观点由明代 的张溥提出,他在《温侍读集题辞》中指出: 史言温鹏举外静内险,好预事故,终 致祸败。今据史魏庄帝杀尔荣、元瑾等, 背齐文襄作乱,鹏举皆预谋。此二事者, 柔顺文明,志存讨贼,设令功成无患,不 庶几其先大将军之诛王敦乎?《魏书》目为 深险,佛助何无识也! 元颢之变,策复京 师,计之上也。上党即不能为桓文,鹏举 之言,管狐许之矣。北人不称其多智,而徒 矜斩将搴旗于文墨之间,犹皮相也。[4](P280) 张溥认为温子升参与杀尔荣、元瑾二事的性质 是“柔顺文明”。《周易·明夷卦》有云:“内文明而外柔 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所谓“柔顺文明”是指一 个人应该采用非常柔和的态度与形象,以此能够逆 来顺守,即能够通过顺从外在的形势,从而达到度 过各种困厄的目的。也就是说,虽然外在的表现与 措施要柔和顺从,但其实内心一直保持明哲,充满 智慧和光明。这显然是在困境中采取的一种不得已 的策略。张溥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温子升的谋 略大加赞赏,并认为魏收不称其多智,是没有真正 认识温子升。 以上即是后世文人对温子升所作出的两种截然 相悖的评价。魏收显然是“好预事故,而内深险”观 点的始作俑者,后来的王通与叶适实际上都是沿袭了魏收的意见,并无太多发明。因此考察魏收对温 子升的评价是否有切实的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据 史载,魏收生于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 年),而据罗 国威《温子升年谱》的考证成果,可知温子升的生年 为太和十九年 (495 年),则魏收要比温子升小 12 岁,但还应是同时代人。另《魏书》有云:“永熙末,昕 入为侍读,与温子升、魏收参掌文诏。”[1](P1875) 永熙 三年温子升与魏收并为侍读,参与掌管公文诏书, 则可知温子升与魏收曾为同僚。二人同列“北地三 才”之中,并有同朝为官的经历,魏收对温子升的 为人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的评价似乎应当是 可信的。但其实我们只要对温子升的生平作为与其 作品中的思想倾向等方面进行考察,就可明晓这种 对温子升持贬责的态度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 温子升在北魏的政治背景下所处的地位 首先从温子升的实际作为来看,他极少参与有 关朝廷的谋略之事,更多的时候只是扮演为朝廷起 草诏书的纯文人角色。《魏书·温子升传》云:“元颢入 洛,天穆召子昇问曰:‘即欲向京师,为随我北渡?’ 对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入,人情 未安,今往讨之,必有征无战。王若克复京师,奉迎 大驾,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天 穆善之而不能用。”[1](P1876)按,永安元年(528 年),北 海王元颢在梁武帝萧衍的扶持下反叛北魏朝廷,并 一度攻陷洛阳。上党王元天穆奉命征讨,温子升此 时在元天穆处任行台郎中一职并为其出谋划策。史 书所载温子升劝告元天穆“克复京师,奉迎大驾”就 是最好的说明。 应该说,这是史书中对有关温子升谋略最明确 的记载。在当时的情境下,如果元天穆能够进驻洛 阳讨伐元颢,收复京师并迎回魏孝庄帝,从而就能 建立堪比齐桓公的千秋霸业。温子升的这种策略显 示了其在政治上的深见卓识,可惜未被元天穆采 纳。除此之外,在其他的历史事件中,温子升均只 是奉命起草诏书而已,并未参与制定计谋。永安三 年 (530 年),庄帝杀尔朱荣和上党王元天穆,“子升 预谋,当时赦诏,子升词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