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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体失败的原因再思考 关于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原因，历史学家有两种观点。其中之一认为人民是改革成功的决定因素。改革学派脱离人民，与人民亲近，不可避免地失败。另一方面，改革学派代表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改革学派主要失败于代表大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反对。 一 对起义的影响 “人民群众决定论”的主要根据是把王安石变法论定为“阶级矛盾的产物”,是北宋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尖锐的发展震撼了宋封建统治,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易辙,进行改革。”这个论断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统治危机的产物。变法前的北宋王朝面临着一系列财政政治军事危机,危机的全面和严重性质迫使统治者寻找摆脱的出路,王安石变法便在这种情势下出现。统治危机根源于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应该排除诸如北宋和辽、西夏政权的矛盾、地主阶级各种内部矛盾的影响,简单化地把变法全归为阶级矛盾的产物。第二、当时阶级矛盾也未成熟到足以产生变法的程度。宋初阶级矛盾曾局部尖锐化,但未发展为全面对立。在宋真宗到英宗统治期间,一方面兼并势力在发展,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仍在发展,且地区间很不平衡,就广大地区说,阶级斗争并未“超乎异常的加剧”,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也没“大大提高”,农民起义都具有局限在较狭窄地区内、人数不多、水平不高又迅即遇到镇压的特点。它是社会病根的可怕症候,仅为少数有识之土所察觉,却远不能构成现实的致命威胁,被大多数官僚所识见。第三、农民的斗争并不被看作危机的主体和根本。这除了上述两点影响外,还由于北宋并非脱胎于被农民战争推翻的旧王朝,地主阶级对农民伟力缺乏深刻认识,经唐末五代长期的政治动乱反强化了控制内部的观念。因此不少地主阶级政治家对农民的斗争往往只有本能的震惊,连震惊也不全在起义的烽起,而重在国家镇压起义的无能。如欧阳修就因百十人的起义竟亦“建旗鸣鼓,白日入城”,“连骑扬旗,如入无人之境”而震慑。即使象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很少谈及阶级斗争的尖锐。一些论著常引他举张角、黄巢“横行天下”之事警告宋仁宗作为阶级矛盾尖锐化推动变法的证据,实是误解。查原文,王安石通过列举是要论证“人才不足,患盖如此”,请仁宗惩戒“苟且因循之祸”,重视“陶成天下之人才” 人民群众对变法派同反对派的斗争能起多大影响是值得推敲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与人民群众对地主阶级上层改革的作用是不同的历史概念。当广大农民基本处于小生产者的孤立分散狭隘境地、缺乏进行“独立的历史发动”力量时,他们对地主阶级内部变动缺少影响的力量和途径,往往漠不关心,逆来顺受,事实亦是变法中“只闻臣僚交攻于朝,而闾阖未有揭竿者。” 二、 影响立法的社会因素 变法派和反对派的对立不是中小地主和大地主间的阶层对立,而是北宋统治危机来临时,地主阶级关于统治方针和方法分歧的政治派别对立。变法派尤其是王安石认为危机根源于传统政策的弊病,主张破因循守旧、改变相宗成法,选任革新人才,制定推行新法。反对派则坚持传统成制,反对大幅度调整政策和不次起用新人。两派的对立比中小地主与大地主的对立有着广泛复杂得多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北宋是地主私有经济全面确立时期。比之前朝,地主经济更具有竞争性和不稳定性,政治权益的再分配并随之更其频繁和复杂,地主官僚内部可望上升谋求进取的势力与既得利益仅图保守势力间的斗争也更突出。其次,由于政府采用宽容仕官的政策,官僚的政治权力越来越用为谋取经济实利的杠杆,官僚地主势力膨大的速度明显超过同类的非仕官地主。再次,因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享有“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 反对派以官僚地主势力为基础,拥有顽强的力量,成为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对反对派的力量和作用不宜过份夸大。因为一熙宁时期变法派基本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反对派公开沮格新法并不能长久维持,虽然竭力攻击新法,但直至整个元丰时期,变法派在朝仍占一定优势,新法仍在实施中。二反对派的成功与变法派的弱点和皇权的动摇分不开。反对派是以新法的弊病来反证自己的正确,乘变法派影响的下降扩充己方的力量,用皇权的动摇获得上台机会的,而变法派的皇权的弱点则应以其自身及整个地主阶级中寻求根源。三反动派在元佑执政时期只会一味复归,完全暴露了平庸无能荒唐的本色,无力长久立足阻止变法派的再起,“绍圣追述”即是明证。四从变法全过程看,反对派与变法派均每况愈下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在蔡京一伙登台后遭到一概斥逐的命运。可见,根本不存在反对派对变法派的胜利。 王安石变法不同于历史上其它失败变法的,是并非败在政治敌手的压倒性攻击下,而失在自己的蜕变上。从王安石变法到蔡京变乱,新法整个过程是沿着一条下降路线进行的,旨在革除弊政、富国强兵的新法一步步变为一味掠夺人民财富以供皇家和权贵奢侈享受的工具。这种现象的造成当然不能仅以反对派的作用来解释,而必须联系影响变法的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变法派的固有弱点加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