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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温州粮食危机与宗族组织的恢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渐从农村社区中分离出来。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南方农村地区），宗族组织被公开恢复活动，宗族重建被重建。因此，对宗族社会功能的研究不仅具有固有的学术意义，而且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它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对宗族组织在古代地方治理效用的正负面评价分歧很大，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似乎都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撑，我想其原因是人们的研究过多地采用了从规范制度进行推论的思路以及举例式证明的方法。 本文受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的学术实践启发，试图聚焦历史上一些情节较为完整的事件，着眼于与政府的关系来分析宗族在地方治理中产生的作用，揭示其与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尽一致的实践形态。 一、 更为重要，巩固了相对在土地上的人口基础 清中叶产生的社会危机，人口膨胀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人地关系矛盾情况有很大不同，由此引起的危机实质也不一样。 这是一个人口进入急剧增长的时期。乾隆十五年（1750）中国人口大约为2-2.5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达到了4.1-4.3亿。 经济学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由生产率决定的温饱常数，即“饥寒界限”。当时江南维持生活的最低界限所需的土地究竟是多少？乾嘉时期学者洪亮吉的说法是“率计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美国学者贝克和中国学者吴慧等都认同四亩之说。 人均拥有的耕地远远低于温饱常数，在这个经济学式的表述背后是无数贫民面临严酷的生存危机，以及由这个危机激发的佃户与业主之间和富户与贫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乾隆中期以来，北方白莲教、南方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在农村已经十分活跃。 乍一看，这种现象不过是历史上屡屡产生的人地矛盾导致社会危机的现象的再现。其实不尽然，历史上的国家面临农业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所产生的危机，都有机会通过开疆拓土扩大农业生产力的外延来解决，汉、唐、元等朝表现得非常典型，但是到清中叶，经济发展内涵不变，拓展土地的空间却已经完全丧失。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也堪称绝后，因为到19世纪中期，中国经济随着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产生了新的增长源泉。 关于温州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矛盾的尖锐性，瑞安乡村塾师赵钧的道光十二年（1832）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据江村老人说：温郡所种番薯，五十年前尚鲜见者，亦不谙晒干之法。今则荡地种者连阡累陌，驯至深山海岛，亦无剩土矣。” 番薯种植面积的迅速蔓延和分布状况反映了温州耕地垦殖空间丧失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的粮食供应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即使在平常年景，贫民的生活也并不好过。赵钧说：“贫民佃种租田，田好租轻者，尚少有所得，否则通盘估算，徒自贱苦耳。其他私项陋规更不可效。温郡近来多此习，非窍务农者不知。余闲时从中细计之，特为指出，贫民少资本者，不如别寻小经纪用力谋生也。” 不幸温州又是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地区，贫民生活惨不忍睹。赵钧日记对道光十三年和十四年的贫民生活的一个整体性描述是：“吃草吃糠，釜中食与喂猪料相似，甚有数日不举火者，真是耳不忍闻目不忍见形象。邻居徐连应妻向余内子说：彼女饿奄奄欲死，后得薄粥灌之，遂生。想外间如连应女者当不少也。”道光十三年九月，“贫民掘取已烂之番薯，晒干，磨以充食，苦不可言”。 道光十四年（1834），终于发生了一次波及温州全境的大饥荒。赵钧日记概述：“温郡大饥，盗亦较多。饥寒窘迫之人比比然，其情状之苦，难以言甚。有可以充饥者，无不采取，如青草、米糠、面皮之类，皆杂以作糜。米糠、麦皮价亦增一二倍。大饥，饿莩处处有之。城间乞人饿死者，日日有之。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甚多。……麦熟后，谷骤贵，百斤钱二千六七百文，种种皆所未闻者。本年每次出行，饿莩或新柩无次不见。七月廿六午后，自邑中归，步行过岑岐山，见白骨狼藉路旁，浅葬之尸，秽气难堪，行人皆掩鼻过之。”从其日记看，作者当为小地主，家境尚称富裕，然而他在四月二日记的自家景况，甚为困窘：“近来因米贵，啜粥不饱。又衣物无处质钱，是店铺皆闭，愁虑无聊，自觉精神憔悴。如得足衣足食，无事在心，闭户读书，即是仙境。近来余内子因岁歉谷贵，格外减省，糠?亦磨作饼，儿女辈啖之，亦谓有味，记之以示后人。” 日记中还有诸多令人读来鼻酸的惨状，限于篇幅不赘。 从连绵不断的抗租风潮和粮食风潮中反映的佃户与业主的矛盾和富户与贫民的矛盾，其实质已经不再是租率合理与否的问题，而是事关佃户和贫民的生死问题。 二、 “强借、剥削”的后果 每逢灾荒，贫民濒临死亡的边缘，而对绅富来说荒年正是发财的良机，此时粮食价格奇高，富户往往靠这个获利。两者关系的极度紧张正是由此而来。 乾隆十三年春，乐清“雨泽愆期，米价昂贵，贫户播种无资”。贫户郑亦真等一批人知悉同族贡生郑奇斌家“积有余谷”，于是向郑奇斌的父亲郑周书借粮，未获应允。他们转而请托族中长辈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