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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自贸区争端解决机构的国内法创新 与中国传统的保护区不同，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不同。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专门的争议解决机构：浦东法院自由贸易区法院、上海自由贸易区仲裁法院、国际贸易协议庭和上海文化和工业法律服务平台的知识产权调解中心（1）。争端解决机构承担着建立上海自贸区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的重大任务, 也肩负探索相关国内法制度改革的使命, 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2)。但是, 目前上海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立法与司法三个层面, 仍有许多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基于此, 本文从这三个层面展开讨论, 并通过与美国和新加坡相关制度比较研究的方式(3), 对上海自贸区现有争端解决机构和我国相关国内法制的创新提出建议, 希望可以帮助总结出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 一、 将区外法律适用的方面相同 美国从1937年在纽约设立第一个对外贸易区 (Foreign Trade Zone) 开始, 目前有174个对外贸易区处于运营状态。美国的对外贸易区是位于美国关境之外、执行特殊税收政策并且处于美国海关和边境管理局监管之下的保税区域(1)。区内商品可以进行组装、清洗、操作、制造、混合、加工、重新标记、重新包装、修理、取样、储存、检测、展示等, 对外贸易区通过关税减免、关税规避、关税延迟、税费优惠等吸引企业进驻(2)。根据2012年的统计资料, 给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带来产值最多的商品是石油, 因此在2012年对外贸易区最活跃的州的排名中德克萨斯高居榜首(3)。新加坡于1969年在裕廊工业区的裕廊码头内划设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目前自由贸易区的数量达到了7个。由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 因此与美国对外贸易区不同, 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并不以提供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进行加工制造, 而更侧重转口贸易与提供物流附加价值(4)。在园区内商家可以重新包装、分类和重整货物, 还可以进行一般商业性加工, 但限制深加工。商家可以再出口货物, 或者是等待有利的销售时机, 经缴纳关税后投入新加坡国内市场。可见, 美国和新加坡的自贸区均利用其“境内关外”的功能, 重在发展货物贸易。由于美国和新加坡的自贸区均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 并且两国的法律制度已经和高标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较为一致, 因此区内和区外法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税收和海关监管方面, 在服务贸易、投融资制度等方面, 区内与区外并没有太大区别。 与侧重货物贸易的美国和新加坡的自贸区不同, 上海自贸区重在扩大对内对外投资、促进服务业开放以及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创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国际水准, 放在中美BIT谈判、中欧BIT谈判、《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 (TT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 (TTIP) 》和《服务贸易协定 (Ti SA) 》等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的背景下进行。上海自贸区的立法旨在牢牢把握这些高标准国际规则, 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从而总结出可推广于全国的经验(5)。因此, 如果说美国和新加坡的自贸区是在一个法制较为健全, 经济较为开放的国家中的一个货物贸易更为便利的区域, 上海自贸区则是一个国内制度与国际法尚未完全对接, 仍然存在较多壁垒的国家中的一个开放经济的试验田。因此, 法律适用不同是区内、区外的最大区别。这种区别, 不但体现在货物贸易方面, 更集中展现在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例如, 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使得区内的投资监管比区外更加透明和公平。在金融领域,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简称“央行30条”) 和4个实施细则(1)的颁布, 在跨境人民币支付机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放开小额外币存款上限和放宽外汇管理领域, 许多区外不可能的金融服务在区内成为现实。在其他服务贸易领域, 与区外不同, 例如, 自然人及从事内贸检验鉴定业务不满3年的机构, 可以在自贸区内设立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由于这些新规的颁布, 法院需要适用自贸区的特别立法来处理涉及自贸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在自贸区内注册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纠纷。因为上海自贸区是国际法和国内法对接的试验区, 并且我国国内法普遍与高标准国际规则存在一定的差距, 所以上海自贸区面临着比美国和新加坡的自贸区更为严峻的区内和区外法律冲突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是否能适用冲突法的一般规则解决区内与区外的法律冲突?”(2)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一般规则包括当事人意思自治(3)和通过最密切联系原则(4)或特征履行说(5)确定法律适用。但是, 如果某民商事法律行为和自贸区没有实质联系, 法院不合适仅仅根据当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