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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实践及其现象学意义 读一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素描》（以下简称《素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够阐明其深层含义的新角度。其成败的关键在于, 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否真正开辟独特的运思进路, 以便“唤醒”文本意义, 使其“活”起来, 从而得以澄明。从某种角度说, 读者有时能够比作者更好地领会文本的意义, 这是其优势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恰当的契机。 再读《提纲》, 不应使文本成为从马克思的思想有机体中剥离出来的一个“生理学切片”。只有被置于马克思思想的总体脉络和整个语境中, 其内蕴才能真正变成有生命的东西, 也才能向人们自然地坦露出来。但是, 即使这样一种最为尊重思想史本性的做法, 也会遇到某种假设的挑战。麦金太尔就认为:“如果我们把这篇提纲一方面看作是标志着马克思与他至此以前的著作的一个重要决裂, 而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事实上尚未去走的一个方向, 那么, 依据他另外的著作这种做法本身就会是误导”。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提纲》所昭示的只是“一条未走之路”。果真如此, 采取“以经解经”的方法诠释《提纲》, 特别是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去解读《提纲》就难免造成误读。问题在于, 如何才能“证明”这是“一条未走之路”呢?换言之, 怎样证明《提纲》是马克思思想断裂的一个标志或环节呢?这诚然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但它是否属实仍然无法逃避对马克思后来著作的解读及其所提供的证明。在这个问题上, 强调《提纲》和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麦克莱伦可能更正确些。他指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概略地写出了在几个月之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证的思想纲要”。证明《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在理路上的一致性, 不是本文的任务, 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只是为捍卫马克思著作的互文性关系及语境的建构申明笔者自己的立场。 一、 旧唯物论和唯心论都把人的实践作为活性的工具 实践的本体论含义之确立, 使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感”获得了真正可靠的保障。它提供了使人们只要接受这一本体论承诺就不得不如此运思的必然路径, 从而使该运思方式不再是人们的或然的致思偏好。这是实践唯物主义在元哲学层面上的建设性意义之所在。 实践之所以具有本体论的含义, 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所固有的开启性。实践开启了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存在。就此而言, 它成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召唤者。一切存在者的“是其所是”, 皆成就于实践境遇的开显之中。在实践这一原初性范畴的展开中, 一切可能的存在者“是其所是”, 即显示并证成自身。实践的开启性和建构性即在此被成就。实践乃是存在之源, 它让存在者“出场”、“显示”、“澄明”、“绽放”……, 总之让其“在”起 (出) 来。严格地说, “让……存在”, 仍然有外在性之虞, 即它难以避免对于存在者而言的外在性。更好的说法是“存在者”“存在”, 在其中隐而不显却又成就了一切的正是实践之功。实践并不是外在于存在者的使动者, 而是像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所扮演的那种角色, 毋宁说是“实践的狡计”。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时, 他是试图意谓不是人“说”语言, 而是语言“说”人。这就超越了语言的工具性质, 使语言进入人的存在层面。与此相类似, 我们更应该说“实践是存在的家”。在此意义上, 不是“我”去“实践”, 而是“实践”塑造“我”, 生成“我”的“存在”。作为创生原则, 正是实践使人成其为“人”, 使物成其为“物”, 使一切可能的存在者“是其所是”, 但同时它又隐而不显。这不是“实践的狡计”又是什么呢? 作为原初性范畴, 实践先行地引导人们达到“物我两忘”的本然性和始源性。这正是实践的本体论意味之所在。无论是抽象的物质范畴还是抽象的精神范畴都不能够达到这一点。这恰恰是唯物论或唯心论在本体论上的根本缺陷。而离开了实践, 物质抑或精神都不可能摆脱其抽象性。按照《提纲》第1条的揭示, 旧唯物论立足于抽象的物质, 唯心论立足于抽象的精神, 都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找到了比物质和精神更具有始源性的基础——人的实践。由于意识形态的遮蔽, 唯心论贪实践之功为抽象的精神之功, 旧唯物论同样贪实践之功为抽象的物质之功。一旦脱离了实践语境, 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不可能逃避被抽象化的命运。因为离开了实践, 它们将无法“是其所是”, 从而必然被外在化和孤立化了。马克思对实践先于主—客关系的原初性地位的肯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这种活动 (指‘人们的感性活动’——引者注) 、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 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离开了它, “整个人类世界……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克思因为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 才能够真正超越旧唯物论和唯心论及其对立。他不是针对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