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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性别性别英雄指认的生成 与历史上的许多文化现象一样，中国古代的英雄文化也是一种实质性的男性文化。无论在起源发生学层面,还是在社会性别身份指认层面,亦或是在现实表现层面,中国古代英雄文化都是以男性为言说对象和塑型对象的,女性基本上被排除在英雄文化之外。这种情状到清末民初这个“极端的革命的年代”有了较大的改观。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启动现代化进程。反思中国被拖入统一世界史的进程,知识精英所总结的教训之一是中国女性的“累国”。在他们看来,中国二万万妇女都是“分利者”,与泰西女子相比,乃为“不官、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 的闲人、畸人。承载了如此重负的国家怎能不落入“种族之伤”的境地。那么,如何使女子的民族国家意识在短期内得到迅速的提高呢?男性启蒙者们找到了一些速成的方法。他们提出了以“女国民”的高尚身份指认概念来代替女性作为“分利者”的卑贱身份,于是,在20世纪初,“女国民”的培养成为那时代启蒙运动和女权运动的重要一维。随着国难日益加剧,为了营造普遍的救国氛围,男性启蒙者们把“女国民”的内涵奋力推向了极致。他们以反男权的姿态,怒斥以“大丈夫”、“英雄”论世的男权主义传统:“世世儒者赞颂历史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败论人,实我历史之污点也。”,由此,“英雌”概念浮出历史地表,并迅速演变为清末民初民族国家振兴、女权振兴的典型话语形态之一. 一、“英雌”及其相关概念族群的生成 女权观念东渐和民族自强要求的一个极为可观的思想成果,便是对社会性别女性英雄指认的阐扬。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衡量参数就是有关女性英雄指认概念的大量出现和运用,见下表:需要说明的是,本表中有关女性英雄指认概念的罗列并不全面,我只是随机抽取了此期一些作者的非常有限的文本进行归纳,就发见了相关的概念近三十个。有学者称其时的有关女性英雄救国的文本可谓“汗牛充栋”,就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认为这一说法即使略有夸张之嫌,但也至少道出了这类文本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这一事实。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应该还有不少女性英雄指认概念没有发现或永远被埋没了,没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另外,在表中,我只列出了某个作者的某篇作品所运用的某种女性英雄指称。事实上,这些称谓在清末民初的报刊杂志、文学叙事中出现和运用的频率是很高的,它们既是英雌话语构建的最小单位,同时更是英雌话语构建的核心概念。 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查阅《汉语大词典》等汉语言工具书,上表中的指称只有“女丈夫”榜上有名,而其词义为“妇女中的英杰”,言下似有“英杰”为男性专利之意。这至少可以说明:如果说由先秦发其端,汉代承其绪,主要把“英”、“雄”、“豪”、“杰”、“俊”、“士”字等组合的词,作为人物品格褒扬的中国文化,在造词理念上并没有强调这些词汇的性别指向的话;那么,在实践功能的层面上,这些词汇的应用对象却是基本框定为男性的。这才会出现如果人们要用这些词来称颂女子的话,必须在它们前面冠以女性性别符码之前缀的现象。即便如此,在晚清以前,传统的“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体系仍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女性符码+英(或雄……)”的构词方式并不多见。 我的这个结论可以在美国学者高颜颐关于明末清初女性文化的研究中得到支持。在《闺塾师》一书中,高颜颐认为在十六七世纪的文人作品和其时的通俗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女性的“新标签”,进而他归纳了一批不符合旧的社会性别类型的女性称谓:“女史:通书;女士:女有士行;女丈夫:女有男行;女而不妇:知女道而不知妇道。”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时的文人作品和通俗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女英雄不断增加的故事内容,进行了创造和再加工”。所以,我们可以说,高氏的研究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末清初,妇女的社会角色已呈现出由内向外转的趋势,女中丈夫的女性性别新质已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即便如此,有关女性英雄指认的概念的产生及应用仍然很少。 事实上,人们对女性分类和命名的特殊着迷,是与女性生活变化的现实紧密相依的。在清末民初这个国难唤英雄造英雄的时代,使得以往用于女性的赞美词语相形见拙,大有不敷应用之势。于是“英”、“雄”、“豪”、“杰”、“俊”、“士”等这些在实践运用层面往往指涉男性的人物品格褒扬词汇,就与有关女性的前缀叠加而成为那时代的时尚词汇,用以概括社会特别是男性对女性所具有和应具有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描绘和想望。 上表中女性英雄指认概念的生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可以肯定在清末以前就存在的。如女丈夫,汉赵晔《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记载:“女子叹曰:‘妾独与母居三十年,自守贞明,不愿从适,何宜馈饭而与丈夫?越污礼仪,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顾女子,已自投于濑水。於乎,贞明执操,其丈夫女哉!”在这里,女丈夫之意侧重于女子的“自守贞明”、从一而终的贞节品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