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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作为超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拉尔夫瓦尔多艾德梅对美国的学术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发展,其思想遭遇了多元的解读与构建,声望也几起几落。有学者指出,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一门纯学科,它与当时的政治及道德关注密切相关,所以批评的倾向总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对于某个特定时期的人物评价也是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19世纪30、40年代美国盛行的超验主义运动,旨在否定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和唯一神教的极端理性主义,爱默生则相应地提出了凭借直觉领悟真理,通过自我修养完善人性,及依靠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等主张。在美国工业革命、边疆扩张和民主政治体制发展的上升阶段,这种解放思想、张扬个性的理论,对正在打造民族性的美国人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爱默生因此成为美国民族精神的倡导者与象征性人物。然而,随着工业化深入,机器大生产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人的精神贫乏和困惑。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 另一方面却是社会力量对个人的强大束 缚。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将现代性的冲突与矛盾推向了极至,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随之而来的悲观绝望、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引发了对启蒙与现代性的普遍质疑,批评家开始抨击爱默生的作品“毫无条理”,其理论“失之怯懦,缺乏坚定的实践”, 而他的乐观精神则被认为过于轻率、盲目、缺乏时效性和现实意义。 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由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爱默生再度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学者和评论家开始重新解读爱默生的作品,他们不仅从各个角度重新评价作为作家的爱默生的文学地位,而且把他的思想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并试图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构其思想体系。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于2003年推出的《爱默生》正是这样一部力作。2003年恰逢爱默生诞辰200周年,《爱默生》一书一经出版,即赢得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本年度美国华伦——布鲁克斯优秀文学批评奖。在这本集作者数十年教学与思考之精华的著作中,布尔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了爱默生思想的诸多方面,纠正了爱默生研究的某些偏差,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一副全新的爱默生精神肖像。本文将以评述《爱默生》为框架,分析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近20年来爱默生研究的趋势和走向,并探讨爱默生的思想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意义。 一、 爱默生:“美国学者”的社会责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爱默生一直被看成美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代表着美国民族意识与价值观。19世纪上半叶美国虽然经过独立战争赢得了政治独立,但在文化领域还处在“后殖民”阶段,文学创作完全停留在对英国传统的模仿上,当时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美国本土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并不存在。对于激进的美国人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建立所谓的民族文学,打造民族身份,从而消除输入性的欧洲文化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爱默生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呼吁美国学者认识自己、观察自然、放眼新大陆,不再仿效他人,而专注于对美国本土的研究。这种呼声与时代的需求不谋而合,早期评论家因此认为爱默生在这篇演讲中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学者”一文堪称第二独立宣言,开启了美国在思想、知识、文化等领域的独立。 然而,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种传统的定位进行修正和颠覆,布尔就是其中一位。他力图把爱默生刻画成世界主义者,或者是具有全球化意识的民族偶像,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指出,在爱默生的笔下,学者与诗人的形象经常合二为一,爱默生强调学者的社会责任,实质上是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浪漫主义时代的西方美学传统:注重诗学的社会功用,把诗人看作社会预言家。“美国学者”虽然着眼于探讨学者的职责,其间并无任何指涉文化民族主义的字眼。正如默顿·西尔兹(Merton Sealts)所说,把“美国学者”解读成“时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一次演练”未免流于过分简单化,因为它的“根须深植于爱默生对使命问题的痛苦思考之中,因而没有理由将它随意嵌入任何普通的模式”。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把自然、书本和行为依次列为学者最基本的三大灵感源泉,同时指出最显著的时代标志乃是提高下层民众的地位,给予个人全新的重视,但他并不认为上述种种为美国社会所独有。相反,正是因为爱默生避开了文化特质,其作品才能享誉海外,他本人也因此得到大批欧洲文化名流的认同。 就美国文学而言,传统上认为美国内战前以华盛顿·欧文为文学之父,战后则以爱默生为文坛领袖。爱默生的贡献在于他推动了美国文学写作若干重要特征的形成,譬如推进第一人称写作,提倡使用贴近自然的文学语言,从而激励惠特曼等作家运用更为本土化的语言,并激发了以梭罗为代表、以理解自身生存环境为目的的美国第一次自然写作浪潮。布尔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批评界至少产生过三种论述美国文学特点的理论,均以爱默生为中心人物(P143-144)。但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