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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职业》的艺术特色 王曾奇小说《职业》之所以能被大众教育版的《中国大众文化》选为教科书，是因为作品的语言风格、风格、习俗、审美品味和思想意义。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精致的中国文学示例。作品主调从沉郁到幽默, 再从幽默到坚韧, 人物的天性在职业里按捺不住探出头来, 童趣里充满了人生哲思, 小说让人过目难忘。《职业》虽不是汪曾祺最有名的作品, 却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作品。 写作过程绵延三十多年, 作家先后四易其稿, 《职业》差不多藏着一小部汪曾祺文学观的流变史。“刘心武拿到稿子看过后说:‘是该用这么大的题目。’”“《职业》是个很大的题目。职业是对人的限制, 对人的框定, 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 无限可能的失去。”“小说重写了三四次。为什么要重写? 因为我还没有挖掘到这个生活片段的更深、更广的意义。”“这样, 内涵就更丰富, 主题也深化了, 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辛苦’。”改定后的小说情节更简单更透明也更有深意:迫于生活重压早早有了“职业”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整天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 小学生们常常相跟着戏仿喊作“捏着鼻子吹洋号”。有一天这孩子得闲不用卖饼糕, 等他走到僻静处看看前后无人时, 竟也欢快地喊了声“捏着鼻子吹洋号”! 小说借助略带苦味的幽默, 轻轻绕开了滞重与苍凉, 走向一种温暖与坚定。 一、 规则的生活不是职业 从“椒盐饼子西洋糕”到“捏着鼻子吹洋号”的诙谐、轻松, 或从“捏着鼻子吹洋号”到“椒盐饼子西洋糕”的严肃、紧张都是人生常态, 两者倒不一定有快乐和辛酸的差异。当不幸命运来袭时, 有人会垮掉, 有人能挺住, 小说里的孩子挺住了。对孩子而言职业的降临不由分说, 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他还算自如的应对。我们不可一味地要求“积极”的人生态度, 不消极就好, 不消极也是不低的标准, 这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境况。“这孩子是个小大人”, 他的乖巧懂事异乎寻常:“他非常尽职, 毫不贪玩。遇有唱花灯的、耍猴的、耍木脑壳戏的, 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 只是找一个有阴凉、引人注意的地方站着, 高声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 ’”孩子对本不该属于自己这个年龄的“职业”表现得越认真负责, 可能我们的心里就越不是滋味。但问题是如果他完全不适应———被“职业”折磨得死去活来, 情形显然会变得更加糟糕。 联系汪曾祺的文学观, 可以认定这篇小说的真实立意仍是对生活的敬重与爱抚。汪曾祺在《大淖记事》、《受戒》、《故里三陈》、《鉴赏家》、《故乡人》等众多的作品中, 都表达了对尽心尽职工作者的激赏, 可以说写底层人民劳动的美丽是其创作的一条主线。“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 是可感动的。”为了生活, 我们有了“职业”, 带着这重身份我们四处奔波 , 在尘世里颠扑。但这是生活, 不是命运, 小说中属于孩子的一切也不是命运, 所以作家对这一角色幽默多于悲悯, 感佩多于同情, 他乐见孩子的坚强与担当。作家想告诉我们, 作为劳动者作为职业中人, 这个孩子比别的孩子多一种光彩, 随遇而安未尝不是一种境界。“‘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 ‘安’也是不得已, ‘不’安 , 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 不如想的开些。”孩子一方面尊重职业的神圣, 一方面没有被生活的束缚异化, 完整地保留着健康的童心。作家自己的眼神不曾离开过孩子, 还不忘把人物身上的韧性和活力不断地指给我们端详与品味。 孩子毕竟是孩子, 他偶尔会向职业之外张望一下。大人们何尝不是如此? “他很爱看这些马。黑马、青马、枣红马。有一匹白马, 真是一条龙, 高腿狭面, 长腰秀颈, 雪白雪白。它总不好好走路。马夫拽着它的嚼子, 它总是騕騕褭褭的。钉了蹄铁的马蹄踏在石板上, 郭答郭答。他站在路边看不厌, 但是他没有忘记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作家还不忘揶揄一句:“饼子和糕卖给谁呢? 卖给这些马吗? ”这当然是写孩子的童心不改, 其实大人们偶尔调皮一回短暂地离开职业也会得片刻自由, 类似的淘气也是生活本有的一种好玩儿和欢愉。 二、 小思路:比、自然、古 《职业》没有标注故事发生的明确时间, 也没有交代相关的社会背景, 作家有意使作品运行在超越时空的轨道上, 试图演绎某种恒常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状态。汪曾祺曾说过:“我以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 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 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 比较多情, 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 远离鄙俗, 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 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职业掂在手上是有分量的, 《职业》尝试用一个枯燥的、一本正经的、饱含成人意味的词 (或者身份) , 来干扰和冲击一个天真的、向往玩乐的孩子的人生, 而最终获胜的竟是无比强大的童心:“他高高兴兴, 大摇大摆地走着。忽然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巷子里没人 (他没有看见我, 我去看一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