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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佛僧信仰与统一样式的统一 一 隋代前期的地方色彩 公元581年，杨坚（文王）摧毁了北伐，建立了隋朝，并于589年南部和陈地区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杨坚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建国以后随即着手复兴佛教,终结由周武帝废佛令造成的佛教荒废状态。杨坚于五岳营建寺院,加强佛教的国教色彩,使其恢复生气。然而,由纷乱达成统一的政治局面,却没有为佛教美术即刻带来统一的形式,原北齐、北周、陈属地等各领地之内仍然存在强烈的地方色彩。这一点也可谓既往研究对隋代佛教造像的评价。 继文帝之后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失利,公元613年以后各地发生大规模动乱,阻止了隋代艺术统一形式的顺利形成。统观现有隋代造像(仁寿年间以后造像极少,多为公元600年以前的造像),开皇年间(581—600,以下称隋代前期)至少整个华北地区产生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倾向,即出现了通体遍饰璎珞的菩萨造像。 菩萨像着宝冠、胸饰、腕钏且通体遍饰璎珞,为犍陀罗以后的特征。中国在北魏后期,璎珞上不仅装饰珊瑚,而且开始装饰花绳。本文论述的隋代菩萨造像,分布于华北各地,衣饰繁复华丽,通体遍饰璎珞以及垂饰。当然并非所有的菩萨造像都衣饰华丽,其中也存在地区差异,如原北齐与北周领地的璎珞就有区别。但就此可见隋代前期出现新形式的菩萨造像,虽不能简单称之为统一样式,但从中已经能够发现统一的萌芽。 原陈领地即华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造像极少,不能究其真相。故本文论述范围为原北齐、北周属地隋代前期菩萨造像(图1),在阐明各地区特色的同时,探讨华北东、西地区造像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论述通体遍饰璎珞菩萨造像出现的时代背景为本文主要目的。 二 西安唐代菩萨雕像 (一) 花绳、光皮花墙 造像1909年于西安近郊出土,高249厘米,无铭,造像年代约公元600年左右(图版1)。造像特点在于深眼窝,双眼皮,眼睑微鼓,两颊肌肉稍显僵硬。身体修长呈S状,收胸、腹略突,上体前倾,身体特征与表情有如青年。左右天衣不对称,挂臂后自然下垂。左手置胸前,持花及两朵莲蓬,右手握璎珞置于腰部。 头部结高发髻,发束弯曲。宝冠中央一化佛,花绳下垂呈W状,这种装饰起源于印度笈多造像。花绳为圆珠与小圆花的组合。胸饰似金属制,两端各连一圆形饰物,下坠一圆形锁饰及短布条,下端连接三只小圆珠。璎珞长而过膝,璎珞下端饰有圆盘状饰物,其左右各一兽面,此亦与笈多造像相关联。腰带中央圆盘左右分别连接璎珞及锁饰,下垂呈八字(图版2)。类似八字形璎珞见于印度笈多印度教神像以及阿旃陀石窟造像。部分璎珞没有贴身,搭于手臂,这一部分璎珞现在缺损,原状应当为立体雕刻。 腰带饰有椭圆纹样,椭圆周围环绕连珠纹;腰带底边左右各挂一条花绳,中央下垂一饰物,下端呈球形,球形周围粒状饰物环绕,中央一水平线。西安南郊太平堡村出土的隋代白玉菩萨立像,胸饰上挂铃,周围并无粒状饰物环绕,可见这种球形饰物原本为一铃饰,周围有小铃环绕。 腰部左右裹下裙,其佩玉中饰有曲形玉衡,“制作技巧十分写实不由令人联想到现实的工艺品”。下裙的左半面及背面上端外翻。值得注意的是内衣下方出现几条纵向褶皱,此褶皱并非内衣,而为内层下裙,即菩萨着两层下裙。造像背面,刻有连接中央圆形饰物左右分“八”字形的璎珞以及吊在带子上的玉环饰物(图版3)。 (二) 宝冠饰天衣 立像近似波士顿美术馆藏石造菩萨立像,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高232厘米(图版4)。圆方脸型,深眼窝,眼角处有蒙古皱。腹略前突,上身前倾。右手举胸前,手掌已失;左手下垂,拇指与中指持宝瓶颈部,食指上翘,无名指弯向中指。 山形宝冠饰有连珠,奢丽华美;发髻顶部饰圆花纹样。胸饰上有铃状饰物,铃饰四周小铃环绕,下又有铃状饰物下垂。天衣左右不对称下垂至小腿处,上载U字形璎珞,璎珞下端有圆花纹饰。天衣绕臂,由后方弯曲至前。下裙对折于前,上端外翻,外翻处有饰带及U字形结带。结带原型可追溯到笈多帝国印度教神像。较之波士顿美术馆藏石造菩萨立像,此立像装饰简洁,背面中央雕有饰带,上挂玉环,佩玉由腰部下垂覆腰,佩玉左右饰有曲形玉衡(图版5)。 (三) 宝冠宝冠 西安西郊礼泉寺遗址出土半身菩萨像,高93厘米(图版6)。方圆脸型,眼细长,双眼皮;嘴角及下颚雕刻手法写实,嘴角下凹。右手上抬于胸前,持柳枝,手指丰满柔美。下裙提至胸部。 宝冠高挺华丽,饰有日月及鸟翼纹样,与萨珊王朝美术有关。宝冠中央的圆花纹样连接W字形花绳,下垂扇形饰物,下端配有圆环,另有铃状饰物,周围环绕小铃铛。宝冠表面满饰连珠纹样如金银器。头部侧面冠带上有一较大饰物,其中一部分宝缯垂肩。胸饰也相当豪华,圆花纹样以及四周环绕连珠的椭圆和菱形纹样上均下垂花绳以及扇形、铃状饰物,与宝冠相同。天衣呈X状,上载璎珞,璎珞上饰有花绳、小圆花纹样以及珊瑚。 (四) 北周装饰形式 上述三身菩萨像可归结为以下五点: 1. 西安出土的隋代菩萨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