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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葛兰西主义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之比较 20世纪70年代，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家在世界新秩序中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式。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罗伯特·哈克维认为:“当今西方学术界至少存在7种世界新秩序的范式,除了基辛格等人的多极均势模式、吉尔平的单极霸权模式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模式,还有地缘经济学的三大经济集团模式、地球村模式、‘和平区’与‘动乱区’并存模式以及‘新的两极模式’。”(P14)这些世界秩序的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秩序的现状和对世界秩序变革的设想,然而它们对世界秩序的真正变革与发展未起到应有的革新作用。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新葛兰西主义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抛弃了实证主义者的假定即其“方法论特别重视严禁的事实根据,反对所谓的‘未置可否’或‘亦此亦彼’的认识和判断”。(P202)新葛兰西主义者主要围绕着霸权、历史变革、权力、资本、世界秩序等概念进行分析形成了自己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独树一帜的批判理论。那么,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方法是什么?它对世界秩序的分析有何独到之处呢?它对世界秩序的变革有何启示与借鉴意义?本文将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新葛兰西主义理论的内涵,并且着重论述其世界秩序的概念与其变革的可能性。 “双辨”、“双研究”与“社会实践” 新葛兰西主义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以考克斯为主要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中汲取了其思想的营养,而且将其切实地运用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中去。可以说,“新葛兰西主义的框架明显要比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复杂得多”。(P14-17)其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新葛兰西主义者坚持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分析方法即辨证的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由于美国理论的影响,在国际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已趋向被许多主要的论战所边缘化。他们意识到了经济与政治间的历史辨证法正在20世纪末期的世界秩序中发生变革,从而出现了新的政治条件。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吉尔指出:“历史总是在创造中,它总是在媒介、结构、意识和行为间复杂而双双辨证的相互作用之中,历史形成是一个知识与历史积累的程度,历史创造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作用。”(P9)而且吉尔主张“一个创造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超越僵硬的随意理论而向解释政治经济的反思与动态的形式发展,从而形成建立在一种支持历史发展中主客观相互渗透的地方”。(4](P27) 第二,新葛兰西主义者在批判地分析新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机械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新现实主义(其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形式都建立在主观—客观、施动者—结构二分法之上,“那么它们可能在社会上是有效的,相比之下,它们不能满足上面所提到的准则:那就是它们不能提供社会的科学解释”。(P22)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正确地认识事物而需要改善上述二者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认识论上,新葛兰西主义者认为由于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不是第一而是第二层次的现实,那么社会科学家面对第二层次的世界从逻辑上说它已经被其参入者提前安排了,因而这需要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从主观与客观、思想概念与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来分析和认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就本体论而言,他们认为社会结构而非个体行为者如消费者、公司、国家或利益集团是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些个体行为者以控制规则的方式在特定的时刻或结合处而在“政治市场领域”中交互作用。所以世界上一系列的事件就是社会结构所分离的社会关系的结合。而主客观统一于社会实践,所以其本体论实际上是社会实践本体论。 第三,新葛兰西主义者在上述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与研究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国际化、社会领导权和至高权威、跨国际的阶级与集团的形成和经济力量、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与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助于对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进行定义的问题的角色”四个方面的问题。(P20)斯蒂芬·吉尔认为,为了研究全球政治而概括一个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议程也许需要涉及到至少下面的理论与实践的向度:“1)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背景下正在继续的反思世界秩序的认识论、本体论的方面。2)不断促进方法论、理论和概念创新的努力如为了弥合分析的主客方面间的分化。工作应该尝试整体的解释,例如将整体历史观和相关的社会主义化概念放在分析的中心。3)考虑到其出现的矛盾、有限性和可能性而就其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面而言对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的具体历史性研究。”(P16) 世界秩序的新解 新葛兰西主义者深刻阐述了霸权以及世界秩序的概念及关系。他们认为一个历史结构中的霸权由三方面的活动范围构成:首先是生产社会关系,其次是国家形式,再次是世界秩序。新葛兰西主义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