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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与秩序转型中美在亚太秩序中的地位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区域秩序”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来解释的。它不仅代表了当前国家事务的总体状态，还代表了区域中一些条件的建立，这不仅表明国家事务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目标的实现。这意味着“秩序”具有可被建构性,具有可被理解的共同价值以形成共同协议的基础,尤其是地区秩序的概念可以被运用于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和制度行为体(institutional behaviour)。行为体的取向可以这样来判定:行为体“X”、“Y”和“Z”是否使得秩序“A”转变为秩序“B”?或者行为体“X”、“Y”和“Z”是否使得秩序“A”被维护?并且秩序还可因行为体相对权力状态与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而代表国家的政府并不需要因此而替换。值得指出的是,关于秩序的不同界定有着其内在的一致性,系统地观照这些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将是本论文方法论的主要基点。 冷战期间,亚太地区尚缺乏自身完善的秩序体系,所有的只是被称之为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hubs and spokes)体系。在赫德利·布尔、迈克尔·利弗看来,秩序意味着“国家间行为规则的制定”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共享”,而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存在,则表明东亚在冷战后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秩序“缺席”,迈克尔·利弗还强调这是一种“共享”的“缺失”26。 阿米塔夫·阿查亚在认同缪赛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指出的亚洲在后冷战时期呈现出了“契约规范化”新秩序特征的基础上,进而把这一新秩序特征具体描述为:在地区范围内超越旧有的权力平衡与局部制度的约束,呈现出更多的规范、制度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另有两种关于后冷战时期地区秩序的观点值得重视:一是大卫·康的观点,他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性秩序正在无可非议地形成,这表明小国更倾向于“搭便车”而不是去反对稳定而强大的中国,可以说这正是亚太地区传统“封贡”思想在当代的显现;二是埃里克·张志贤(Eric Teo Chu Cheow)的观点,他在2006年菲律宾召开的亚太安全论坛上强调,中国在地区安全组织中的种种行为表明了中国正在提升“稳定重于一切”的传统思想,而“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正是根源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共有理想,并且我们正在看到这些传统信念的重现1。 本论文将阐明:关于秩序的讨论是否经得起中国在近几十年来的地区政策的检验?我们如何从中国政府在为秩序所作的努力中学习更多?中国日益增强的权力与影响如何作用于地区秩序?中国自身关于地区秩序概念的阐述是什么?中国运用于地区秩序的政策类型是什么?中国式的秩序概念拓展到地区中其他国家和组织如何获得共鸣? 一、 经济超常发展与安全网络重塑 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全球体系中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后的最伟大事件之一。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熟悉了与中国发展相关联的各类经济数据2:(1)中国人均GDP从1979年的275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 700美元,到2020年,预计将达3 000美元。(2)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2.26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有些专家预测中国在2020年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3)中国1980年的贸易总量为380亿美元,而2005年突破1.4万亿美元,排在世界贸易大国第三位,成为了亚太地区包括韩国与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4)假定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8%-10%水平,这意味着曾处在贫困线下的千百万中国人已经或正在摆脱贫穷。 (5)自1989年以来,国防预算在增长,并且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公开宣称且不难实现的目标。 在中国,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来说,其经济的超常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或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是:环境污染、水资源缺乏、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因素增加。这些因素或许是单一的,或许是复合的,或许是可以被预先防治的。然而在亚太地区,中国因经济超常发展所形成的总体形象发生了改变,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驱动者,中国领导人凭借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包括新的知识及调控能力)已经在地区发展中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聚焦于安全维度,无论怎样看中国,中国的“辽阔、横跨于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超速的增长”以及对安全环境的重塑是无可争议的。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增长不断地重塑地区秩序。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帮助日本走出了经济的衰退,也加速了其他相关联国家的发展。中国已经在两极外交与多边外交中成为主动者,并在“东盟+3”、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高级商谈等新的地区机制中积极作出有助于发展的努力。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性角色,使得曾经一直是这一地区安全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调整了自身在这一地区中的定位,承认了中国在接洽朝韩之间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