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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写者到听读者西方修辞学的言语接受研究 从作者到读者的转变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过程。但在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历史上,人们一直专注于修辞过程中的语码,而作为修辞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的听读者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无疑是个欠缺。 西方修辞学的听读者研究源远流长,它在修辞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在当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说写者。 西方修辞学早已把听众以及后来的听读者(或者说接受者、受众)确立为修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以迫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古代的演说家关注听众的反应,因为演说的成功与否与听众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演说者在发表演说时,必须考虑听众的需要,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修辞学理论认为,演说者应当对听众的不同需要作出反应,决不能有所忽视,也不能把听众作为一般的群体对待。 一、 普遍听与线性交际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注意到:演说者面对的是不同阶层的倾听者,因而修辞学必须承认听众是不同的。尽管亚里士多德承认不同听众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更多地考虑这些特质可能如何地影响演说者对于演说内容与演说构成的决定。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分辨了两种重要听众,即被动观察者听众与积极听众,后来又在《工具论》中分辨出第三种听众——对话者,即演说者在论证时有价值的对手。亚里士多德的听众分类最终成为普遍听众构成与线性交际模式的基础。 十八世纪坎贝尔的普遍听众建构理论是听读者研究的一项重大进展。坎贝尔在《修辞哲学》一书中全面地讨论了听众特点。他认为演说者对听众的关注纯粹是可以管理的(managerial),演说者必须理解语言如何用于诱发不同的听众反应,演说者应当“适应”听众的要求。坎贝尔把修辞学看作是一种适应艺术,他认为内容、知识或者真理的构成先于修辞学,修辞艺术关涉适应已知的、满足听众适当需要的材料。坎贝尔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听众,他说,演说者必须求助于听众的四种智力:理解、想象、情感与意志。他还认为,不同的文体方法可以引发理想的听众反应,这一理论影响了十九世纪晚期乃至二十世纪的写作教育。 坎贝尔听众研究的管理观对后来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沙农一—威佛交际模型就是这一理论的发展。这种交际模型把交际看作像打电话一样,口笔语文本是物质媒介,像电话线一样,把说写者的思想传达给接受者。这就是所谓的信息线性流动模型,说写者(encoder—编码器)把资料“编码”,通过媒介将信息传达给接受者(decoder——解码器)。线性流动模型现在仍被视为言语交际、科技写作的基础。 二、 读者反应批评与接受学术 当代西方修辞学把古典修辞学理论与当代哲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促使了新修辞学的兴起。新修辞学不再强调口笔语文本的形式与艺术特征,而是把言说看作是一种行为,强调口笔语文本传达信息,劝说、启发、改变听读者,为听读者所愉快接受。新修辞学确立了接受者及接受分析在修辞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在修辞创造中的关键作用。著名的修辞学著作如图尔明的《论辩运用》及柏尔曼的《新修辞学》等都对听读者表示特别关注。柏尔曼论辩理论的关键概念就是“普遍听众”,即理想反应听众,演说者求助于他们对于论辩的信念与标准去劝说真正的、局部的听众。 但是,尽管强调听读者的重要性,新修辞学理论仍推祟线性管理模式,以说写者为中心,听读者是被动的作用体。著名修辞学家柏克对线性模式产生疑问。他在《动机修辞学》一书中没有简单地把劝说看作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说教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演说者作出改变,与听众一起达到一致。柏克把这一过程叫做“同一性”,同时,他不把劝说当作是一种说写者生产文本,改变听读者的直线发展过程,而是一种合作行动。柏克的“合作行动论”运用于口笔语研究,促进了听读者分析的发展,把说写者中心论转移到说写者与听读者的关系上来。 在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听读者研究中,六十年代晚期至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读者反应批评,紧跟其后的接受研究以及八、九十年代的言语社团与新诡辩论受众观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原是一组松散的、但互为关系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牵涉的范围很广。这一理论的兴趣集中在读者而不是文本与作者,它向文学分析中的形式主义与浪漫主义方法提出挑战,通过承认一切文本依赖于读者而使文学阐释复杂化。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运用于非文学文本的研究。 读者反应批评提出了有关读者及阅读行为的一系列问题,如:书写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决定”阅读行为?读者在进行阅读行为时发生什么?文本外知识结构及读者的理解如何传达艺术事件?在阅读过程中意义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互为关系的问题构成了读者反应批评主体。 读者反应批评主要有两个流派,其一是七十年代的所谓“读者填空”理论,其二是心理分析理论。 “读者填空”理论认为阅读行为实际上是由文本决定的,但给读者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