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修辞学的走出去中国古代修辞学属于哲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修辞学(之一).docxVIP

西方修辞学的走出去中国古代修辞学属于哲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修辞学(之一) 西方的修词家对中国的修词业不太了解，所以他们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据美国学者加勒特(Mary Garrett)的调查,西方修辞学对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发表的文章很少。直到1971年,美国著名修辞学家、前国际演讲学会美国分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修辞学教授奥利弗(Robert 0-liver)发表了《古代印度和中国的交际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1971)一书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奥利弗的这本书被认为是研究中国修辞学的“开路之作”。书中描绘了古代印度和中国的修辞学,比较了东西方修辞学的异同。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国家的学者很有兴趣了解中国修辞学,但这些研究大多根据流传到西方的汉学著作,涉及的主要是中国古代修辞学,因而他们对中国修辞学的整个看法多以古代修辞学为基础。 尽管西方学者对中国修辞学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是相当有益的。西方修辞学家从研究中知道,中国修辞学关于劝说和论辩以及文学理论中的修辞研究等语言艺术的探索在中国已经存在二千多年了。这些材料表明,中国修辞学很大部分在实质方面、论争方面与西方传统大不相同。中国修辞学假定了不同的听众心理,推崇不同的推理模式,提出不同的劝说策略。西方修辞学家认为,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宇宙观,采纳了修辞者不同的目的和标准构成的。他们开始认识到,独立的、发达的中国修辞学的存在对西方修辞学有重要的价值,给欧美传统修辞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观点(Garrett,1991:295)。 西方修辞学家对中国修辞学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奥利弗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国修辞学,至少中国古代修辞学是哲学,与哲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另一种是加勒特所总结的,认为中国修辞学为“文”,即discourse(话语),几乎囊括一切修饰过的作品。本文只评述前者。 把中国修辞学看作是哲学的观点影响很大,直到今天,在很多西方修辞学家的脑海里都是这个印象。这种与中国修辞学家对本国修辞学性质的看法大相径庭的观点当以奥利弗为代表,他在《古代印度和中国的交际与文化》中分析得很透彻。 奥利弗首先分析了典型的东方文化代表中国和印度的修辞学基础,认为东方修辞学像哲学和宗教一样,贯穿在所有的思想和作品之中。他认为,东西方修辞学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西方,修辞学备受重视以至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探究领域,而在东方,修辞学更受重视,以至从来没有把它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而是作为普通哲学思考的基本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所有伟大的东方哲学家,包括释迦牟尼、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庄子也同时是修辞家”(Oliver,1971:11)。 由于这种看待修辞学性质的差异,在西方必须不断地调整修辞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修补由于两者的分离所造成的损失。而在东方,必须努力地在普遍哲学中识别修辞学的特别之处,区分它的特质和作用。奥利弗认为,西方的哲学只是偶然地关注修辞学,而东方的哲学常常直接地关注修辞学。其理由可能是,在西方,哲学家对抽象真理感兴趣,而在东方,哲学家对直接观察和经验的结果作出评价感兴趣。奥利弗在研究印度释迦牟尼和中国孔子的修辞的哲学基础时看到,古代东方先哲们坚持不懈地在现存的环境中阐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人类行为开始哲学思考,而不是超越经验的王国进行想象。因此他得出结论,在东方,修辞永不远离哲学家的思想,因而研究东方修辞学时,最重要的是把修辞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 奥利弗因此不免感慨地说,本来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但在西方修辞学,这种关系又总是没有得到恰当的认可。修辞学什么时候被认为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即什么时候修辞学被认为是一套指导有效演说或价值批评的方法而不是对交际功能的阐释时,它的哲学功能就模糊了。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西方修辞学,而东方的修辞学里却很少见到。因此可以认定,中国修辞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所推崇的是论说而不是论辩,其目的不是压倒一个相反的意见而是启发探究者,它的风格特征不是对劝说热情而是对调查真诚。 在奥利弗看来,中国古代修辞学不像西方古典修辞学那样一方面从属于逻辑,另一方面又从属于政治。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什么真正的逻辑,因为直觉的洞察被认为是意识真理的高级手段。因此,中国修辞学并不认定逻辑论辩而是认定自我证明命题的阐述,选择信息话语而不是论辩话语作为其基础。亚里士多德认定修辞学不仅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而且也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修辞学是以听众为中心的,古代雅典社会的演讲针对自由人,他们对于选票的多寡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建议是否成功取决于它能否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因此,修辞最深处的本质不是真理的阐述而是听众的个人看法。这样,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