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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修辞学的连续性 1 智者学派的修辞观 总的来说，西方的语言学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年前的古希腊合同审判法，并在公共事务和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最早孕育修辞学的古希腊的社会中,演讲与政体和民众事物是息息相关的,在当时出现民事、政治争端和思想冲突时,劝说性的演讲和雄辩的论证就会在明显缺乏真理的情况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演讲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演讲本身所具有的技巧(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下,所做的演讲效果有好有坏,甚至在一个演讲中,不同的话语效果也不同),所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各种演讲成分中选出那些被认为是具有劝说作用的成分,并对这些成分进行分门别类地归纳、总结,最终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劝说性艺术的学科———修辞学。 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古希腊的许多智者就已经开始关注演讲修辞,并给出较为零碎的和感性的认识。其中,被认为是西方演说修辞学创建者的柯拉斯(Corax,前539-443)最早提出将“可能性”作为演说修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要同建立在“真”的原则上的逻辑有所区别;后来高尔吉亚(Gorgias,前483-374)强调新颖的辞藻与工整的句法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论点的真假并不是论辩家或演说家最需要关心的,最重要的是如何以演说技巧鼓其如簧之舌,打动听众,改变其观点、观念,他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如何以演说技巧来展示语言的感性力量和煽情作用,最终表达了智者派的语言观———演说是强有力的上帝,它可以阻止恐惧,消除痛苦,创造快乐,培养同情心;稍晚的智者伊索格拉底(Isocrates,前436-338)认为,可取的演说修辞必须适合情景、题旨,并且要有新颖见解,除技法规则之外,还必须考虑道德观点,修辞在他手里最终成为训练学生人品和智力的“全面”教育课程。 但并非所有的早期智者都对修辞持肯定态度,认为修辞的发挥是合理和必然的,柏拉图就曾对修辞学和修辞学家持敌对的态度,坚决反对智者学派所提倡的修辞实践,尽管他阐述或表述其观点时所应用的修辞手段有时甚至比那些专业的修辞学家更专业,也更精彩。在其著作《高尔吉亚》(Gorgias)和《费德鲁斯》(Phaedrus)中,他借用苏格拉底的口气严厉批评早期雄辩术的修辞观。柏拉图指责,修辞是讨好听众的美辞,是一种工具而不是艺术,而诉诸情感打动听众的技巧是有害无益的;修辞学忽视了真理知识,没有向好方面的能力。因此,柏拉图认为,修辞学似乎完全不是艺术的追求,而是一种精明的、勇敢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对付人的时候自然是聪明的,但笔者把它的主要部分称为谄媚。在笔者来说似乎有很多分支,其中一支被当作艺术的调味品,但在笔者看来,它完全不是艺术,而是雕虫小技,是套话。 应当说,柏拉图对当时修辞学的批判,既造成了对修辞的破坏性作用,同时也为后来修辞学的改造和完善提供了契机和可能。其门生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逝世前就开始传授修辞学,并将修辞学作为其终身的兴趣。在西方修辞学史上,正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把修辞学系统化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在其被认为是西方修辞学奠基之作的《修辞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运用历史的观点,追溯了修辞术的发展过程,对以往的修辞术研究加以总结和概括,并把柏拉图对修辞批判的思想和智者学派所推崇的演讲修辞传统结合起来,成为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综合体。 尽管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昆提里安在修辞学或者说论辩术的具体细节方面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修辞观基本是相同的。在他们眼中,修辞是一种才能,也是一种工具;修辞是一种在任何问题上都能找到所能利用的各种说服方法的才能,也是演讲的劝说效果得以实现的方法。后人一般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体系以及西塞罗和昆提里安的雄辩术理论合称为古典修辞学。其中,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家们认为,演讲的效果如何与演讲过程中的构思、谋篇、表达(文体风格)、记忆和演讲技巧这5个方面都有关,它们是确保能产生劝说诉诸所必需的成分,因此,西方古典修辞学又称作“五艺说”修辞。而到了中世纪,修辞学与语法、逻辑鼎成为中世纪人文教育必修的“三艺”,但在修辞学的研究上并没有所建树,只是把修辞学引入传教活动中去,说服人、规劝人、打动人都成为宗教布道的手段,由于布道修辞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所以中世纪背景中的修辞只是古典修辞学的具体运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些诡辩人士,他们放弃修辞理论指导、片面追求华而不实、娇柔藻饰的文体风格,并且刻意追求愚弄公众的诡辩技巧,最终给修辞学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2 对修辞学的影响 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人文主义的兴起。处于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人类世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世界,把人类置于认识的中心地位,从而突出了人类文化和语言的世界,相信词语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在实际事务上会给予那些掌握词语的人特殊的好处,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