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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股份制的几个问题 我们应该把自治企业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指标。 我们现在的某些特定概念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比如,在内部讨论时,我就注意到央行的高官已不再接受“国有银行”的概念。就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而言,以前都是国家的银行,也可以叫国有银行;但按现在的标准说法,则是国家持有多少股份的商业银行。可能从某些阶段的限制上来说,我们是绝对控股的,但也不排除以后发展到某阶段,可能会出现相对控股,而且这个持股比重还会出现高高低低的变化。所以,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要回到中央文件所说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个重要表述上来加以认识。 股份制是可以在法理上清晰地混合各色各样的资本金来源的。有人特别怕被批评为“趋同”,但我可以直率地不带标签色彩地讲,这就是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企业产权结构、组织形式方面的趋同。股份制谁都可以用,贴着资本主义标签的经济体可以用,而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经济体也可以用。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就是以股份制改组为非常重要的一条主导式路线。股份制这条技术路线,在任何时候的市场经济交易和资源交易配置过程中,都是边界清晰的。一股一股,非常清晰地标准化。而这个持股占比,在交易过程中间、在某一个经济主体内的比重变化,即“进”和“退,不要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不是“姓资姓社”、“改革或不改革”的事情。 多少年前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上大学——西方有个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的说法。就是指像通用这样的大型企业,很难说他的老板、最主要的股东是谁,股权非常之分散。在当时情况下,最高持股比重的股东占比不到10%,许多工人也有其中的股权。就是这么分散的一个股权结构,如果客观地讲,它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实际上,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如果说在以后人类社会需要磨合各种各样不同经济体中原来要靠冲突、靠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方式而寻求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考虑,在经济生活方面,在中国全面开放、义无反顾加入WTO框架,用经济手段和全世界方方面面做交易来支撑我们弥合二元经济现代化成长过程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混合经济是必须融入的一种企业产权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的最具代表性的形式。股份制中具体股权比例结构的演变,是随着多种要素的影响变动不居的。但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中央文件所说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的认识和思维境界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准。 西方社会现在讲到,一个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叫Go Public,直译就是“走向公共”。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市公司的信息要透明地向公众披露,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尽社会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混合经济,它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表象上有天然的连接。其实,马克思早已敏锐地看到这是对私有制的“扬弃”——虽然他附加了一个“消极”的前置词。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公有制的理解,一定要跟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总体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高科技化合在一起的历史潮流所形成的新的具体形态能够对接。我个人比较直率地说,我认为在全球框架之下,我国还存在着降低准入、消除过度垄断、带有“国退民进”特征的改革任务,但是我们不宜把所有具体的股份比重变化都贴上“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的标签。我们应把股份制作为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线索,作为实现公有制的一个看起来最可能发挥依托功能的基本的、通用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