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婚龄人口性别失衡对女性离婚决策的影响.docxVIP

? ? 中国农村婚龄人口性别失衡对女性离婚决策的影响 ? ? 　　 一、引言 　　 最近二三十年来，离婚现象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1978年中国民政和法院部门办理的离婚总数约为28.5万对，2016年末这一数字上升到415.8万，39年时间增加了13.6倍。2003年新的婚姻法实施以来，离婚程序更加简化，选择离婚来处理婚姻或家庭矛盾的夫妻越来越多。图1结合历年民政部门登记的结婚数量信息，借助“离结比”概念(100×离婚对数/结婚对数)直观展现了近年来离婚行为和结婚行为的数量对比关系。可以看出，离婚已成为婚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全社会离婚现象增加相伴随，农村地区的离婚现象也正在增多。尽管目前没有全面的微观数据能够详细反映农村离婚现象的全貌，但可从近两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小普查)的乡村人口信息中窥见一斑(参见表1)。整体上看，15岁及15岁以上年龄段的乡村人口中，离婚者人群相对于有配偶人群的规模在2000年和2005年两次普查中较为稳定，平均每千名有配偶者对应9个处于离婚状态的人，而到了2010年和2015年，每千名有配偶者对应的离婚者人数上升到14人和19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2005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按年龄汇总了婚姻状况，便于使用两个具有包含关系的年龄段，以体现处于适婚年龄段(20～59岁)和婚龄高峰期(25～39岁)的乡村人口的离婚情况。从2005-2015年三个年份的数据可以看出，20～59岁的乡村人口平均每千名有配偶者对应的离婚者人数从9.42人加速上升到21.26人；而处于婚龄高峰期的25～39岁人群，各年对应的数字更大，上升速度也更快。 　　 　　 图1 中国历年离婚-结婚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1978-2016年。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婚姻关系较为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性在婚姻家庭中具有较大权威，加之“三从四德”等传统观念的束缚，离婚女性往往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因此，即便是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女性也难以从“婚姻捆绑”中解脱，以最极端的方式(自杀)表达抗议的案例屡见不鲜。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女性的社会话语权不断增多，社会对婚姻解散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宽容。2003年新的婚姻法减少了离婚流程，以离异的方式告别不再幸福的婚姻变得更加容易。从婚姻自由和女性权利的角度看，离婚变得容易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和自由，但由于婚姻关系的破裂往往不仅涉及当事人本身之福利，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离婚率的上升可能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杨筠、付耀华，2016)，父母离异对子女成长产生消极影响(王世军，2002；邱芳等，2012)，子女离异削弱老年人的幸福感，等等。近年来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就业，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普遍，问题少年屡见不鲜，父母的离异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加之农村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单亲家庭子女在获得身心健康发展的机会方面会被进一步剥夺。少年厌学、性情乖僻、犯罪、甚至群体自杀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其中的行为人往往以留守儿童特别是单亲家庭留守儿童最为常见。农村地区离婚现象的增加，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比城市更加严重。而农村女性相对于城镇女性而言，其从性别不平等、传统观念等约束中获得解放的整体步伐可能更慢，因此，以农村婚龄女性为着眼点，研究农村婚姻市场的稳定性及其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理论假说 　　 (一)相关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中国社会中离婚增多的现象，并试图探索引致之因。徐安琪和叶文振(2002)借助省级层面数据，试图通过不同地区社会聚合力、家庭结构、民族习惯、司法实践、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地区间离婚现象增长的差异，结论表明，家庭聚合力的作用最大，子女对于父母的婚姻稳定具有突出贡献，而由城市化、人口流动系数等构成的社会聚合力复合变量也具有显著的作用。信息时代互联网应用的普及，缩短了人们进行婚姻再匹配的时间，李晓敏(2014)基于中国分省数据的分析证实，互联网的普及率对于离婚率的变化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阚大学和吕连菊(2015)则关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价上涨和社会离婚现象增加的双重事实，试图通过房价的变动来对离婚率的增加做出解释，他们借助1999-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房价上涨对离婚率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范子英和胡贤敏(2015)将房价波动视为收入冲击的一个来源，借助2005-2012年分地级市的离婚率和房价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房价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是影响离婚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将研究范围缩小至中国农村，高梦滔(2011)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村庄数据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