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瞄准效率及消费效应.docxVIP

? ?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瞄准效率及消费效应 ? ? 　　F062.6 A 1002—5766(2016)09—0173—13 　　近年来，为消弭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领域实施了诸多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保障政策，比如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文简称“农村低保”)也是其中的改革内容之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对其绩效评估的文献较多(Lu，2012；Gustafsson Deng，2011)，而研究农村低保的文献则相对缺乏，即使存在一些相关研究，其主要特征也是定性地探讨农村低保的某个侧面问题，采用大样本微观数据对农村低保绩效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较为罕见。本文采用2011年28个省份的农户微观数据，对农村低保的瞄准效率及消费效应进行评估。 　　其实，中国对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比城市还早，只不过受传统农村集体福利思维定势的束缚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此项制度建设一直进展缓慢。2004年以前，仅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五个省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2007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简称“通知”)，这标志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框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此后，该制度的覆盖人群稳步增长，到2014年2月，共有2925.3万户农村家庭接受到了低保救助。农村低保政策的筹资主体为中央政府，2012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718.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支出占总支出的60.1%，村级社区不承担筹资责任。 　　通知规定了两个农村低保制度的救助资格标准：一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二是要求将“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作为主要对象”。第一个标准强调收入测量，而第二个标准则是按照支出或需要来确定低保资格。通知还要求，符合低保资格的农民首先向村社区(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然后，乡(镇)政府对其资格进行审核，最后，由县级民政部门进行审批。由于转移支付配额数量固定，村社区的低保人数往往会受到指标限制，因此，一些贫困家庭可能就得不到这种救助，进而影响了农村低保瞄准效率(Lena Stephan，2013)。在每一审批年度，农村低保申领名单需要在村社区公示以接受社区村民监督；申领过程结束以后，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府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动态检查，及时按程序办理停发、减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以避免“养懒汉”“骗保”等现象的发生。另外，中央政府对农村低保的规制只是框架性的，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较大的自主权，这固然保证了灵活性，但也可能出现收入评估、低保监督和瞄准的异质性混乱，进而影响整个低保转移支付系统的减贫效果。 　　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农村低保是否具有亲贫困的特征；农村低保的瞄准效率如何；农村低保接受者的食品消费、非食品消费及总消费这些福利指标数值是否有所增进。 　　二、农村低保瞄准效率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的基线调查数据，该数据集收集了中国28个省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CHARLS采用了多阶段抽样，在县/区和村居抽样阶段均采取PPS抽样方法。CHARLS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本文删除了城市家庭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了7128户农村家庭样本。另外，家庭得到低保前的收入包括如下种类：家庭农业收入(家庭生产的农林产品(包括所有卖出去的和家庭消费的)减去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家庭畜牧和水产品收入(家庭畜牧和水产品总收入减去相应投入)、家庭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净收入、私人转移支付收入(包括不是家户成员的父母、岳父母(公公婆婆)、子女、孙子女、亲戚、非亲戚给的现金及实物)、其他非低保性质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利息收入、社会捐助收入、房租收入、出租土地和其他家庭资产得到的收入、征地和拆迁补偿、养老金收入、离婚后的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等其他收入。 　　表1的数据显示了农村低保的一些特征：保障水平偏低，保障标准差异较大。其中，低保线为调查县(市)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①，全部样本的低保线为年人均845元，其中，东部地区低保线最高年均为971元，中部地区最低年均仅为746元。全部样本的低保覆盖率为11%，其中，西部地区最高，为13%，东部地区最低，为8%。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