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docxVIP

? ?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F283 ：A 1007-9734(2017)06-0009-13 　　 DOI:10.19327/j.cnki.zuaxb.1007-9734.2017.06.002 　　 中国的“基础设施奇迹”成为实现“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胡鞍钢，2010)，中国基础设施已经从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转化为“加速器”，改革开放以来其规模快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财政从中央向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张军，2007)[1]。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交通成本降低带来的网络效应产生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降低交易成本，这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其作为中间投入品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和扩大人员和商品流动，从而带动知识技术传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利于产业集聚和市场扩张，从而重塑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随着中国高速公路网络逐步完善和高速铁路网络初步呈现，本文关心的是：在区域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相关性？不断扩大的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运输成本不同的公路和铁路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是否存在异同？本文研究发现：计算出的Morans I指数显示中国经济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在区域间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加入空间维度后发现OLS方法可能会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铁路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公路，且其两者都在西部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最小；铁路和公路总效应都是西部最大，公路总效应是中部最小而铁路是东部最小。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差距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首先是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外溢效应研究。Barro(1990)从理论上解释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存在溢出效应，以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和差异化[3]。公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S.Boopen,2006)。高速公路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和促进其经过地区的经济增长(Chandra,2000)，胡鞍钢对中国的研究也证实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有研究显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并不相关，高速公路对经济增长无任何显著正效应(Garcia-Mila,1996)，基础设施投资只对经济活动进行分配而不会增加净产出(Boarnet,1998)[4]。Hulten(1991)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呈现负向。在以往采用生产函数或者成本函数的研究中，由于数据统计衡量口径不同，存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等差异，运用不同模型回归计算的贡献度差异比较大，产出弹性在-0.062(Morenoetal,2003)到1.0(Carlino,1992)之间。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性，以及考虑到空间的异质性和相关性，学者又引入空间因素研究其空间溢出效应，但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邻地区运输成本，对相邻地区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美国、印度和西班牙的基础设施网络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其由所处发展阶段决定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CohenMorrison,2004; BronziniPiselli,2009)[5]。但Holtz-EakinSchwartz(1995)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基础设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甚至Boarnet(1998)发现公路在互相竞争生产要素的各地区之间存在负溢出效应，本地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给其他地区产出带来不利影响[6]。JosephOzbay(2006)则认为采用不同尺度的空间数据会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随着地理尺度的缩小，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影响逐渐减小，而空间外溢效应逐步增大[7]。 　　 最后是来自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国交通运输投资的直接贡献与外部溢出效应之和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3.8％，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则不显著[8]。珠江三角洲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平均每增加1％，产出弹性将增加19.6％，对其投资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经济增长。[9]基于上述研究，在充分考虑铁路和公路的区别后，进一步分别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为现实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实证分析结果。 　　 二、机制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规模属性可以有效连接和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运输成本的降低，运输效能的提升，最终扩大了市场半径和增强了区域可达性，产生的一系列效应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见图1)。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