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养老金地区差距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docxVIP

? ? 人口流动与养老金地区差距 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 ? ? 　　一 引言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郑秉文，2012；郑功成，2015)，这其中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也与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对流人地养老保险基金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朱玲，2010)。当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仍然是区域化的，跨区转移较为困难。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人社部”)的要求，自2010年起，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包括农民工)不允许退保，转移接续时缴纳的统筹基金的12%可以转走，8%留在当地，个人账户全部转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但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转移成功的并不多。因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打工城市的就业和居留年限难以满足15年的规定(章铮等，2008；姚宇，2009；王震，2015a，2015b)，由此，也难以在退休后顺利获得职工养老金待遇。在统筹基金现收现付的制度设计下，他们在城市就业期间的缴费贡献成为补贴当地退休职工高额养老金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和城市从原来限制农民工参加本地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逐步转为放开乃至强制外来农民工参加本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例如，上海市在2002年专门为外来工建立了单独的综合保险制度(上海市人民政府，2002)，北京市在2001年出台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1)，严格限制农民工参加本地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但是两地在2011年都将外来农民工纳入了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并规定他们“应当参加本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沈静等，2016)。这其中固然有响应中央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政策之意，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城市的高额养老金需要外来流动人口的缴费支持。 　　这样一种状况不仅对流动人口是不公平的，而且极易产生老年风险的“责任转嫁”，导致风险与保障之间的错配。在流动人口年老体衰回到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之后，他们的老年风险也转回这些欠发达地区，这会给本就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 　　那么，人口流动对地区间养老金差距的影响如何以及对地区间养老金不平等的贡献有多大？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人口流动和地区养老金差距的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研究地区养老金差距的影响因素(王晓军、赵彤，2006；彭浩然、呙玉红，2009；蔡小慎、张瑞丽，2009；李有根、张顺发，2011；丁煜、沈金花，2012)；二是从完善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障角度进行研究(刘传江、程建林，2008；郑秉文，2008；朱玲，2009)。但是，这些研究并未突出流动人口的缴费贡献对地区养老金不平等的影响，也未对这种贡献的大小进行分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地区养老金差距背后的人口流动因素，为下一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和跨区转移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基于此，本文在2001-2014年30个省级(西藏、中国港澳台除外)单位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人口流动因素对地区养老金差距的影响，并使用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分析人口流动对地区养老金不平等的贡献。 　　二 制度背景与已有研究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分为两个制度：覆盖就业职工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覆盖农村居民及城镇非就业居民的居民养老保险①。居民养老保险的筹资以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为主，养老金发放分为国家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全部由政府支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雇主+雇员”缴费为主，实行“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制度，企业缴费部分进入社会统筹，实行现收现付的财务制度，个人账户则是基金积累制的财务制度②。 　　截止到2015年，这两项基本养老保险的总覆盖人数为8.58亿，其中城镇职工覆盖人数(包括在职和退休)为3.54亿，占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的41.2%；虽然覆盖人数不占多数，但职工养老保险的基金支出却占到了两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92.4%。以2015年数据计算，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每月2353元，居民人均养老金每月只有119元，二者相差将近20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当前基本养老保险的主体，本文分析的对象也锁定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上。 　　目前，这两项基本养老保险均为属地化管理，基本的统筹区域是县级单位。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是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胡晓义，2004；白维军、童星，2011；林毓铭，2013)，“十三五规划”提出职工养老金实现全国统筹的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31个省级单位中有4个是省级统筹(北京、上海、天津和陕西)，其他省份也都实现了调剂金形式下的“省级统筹”。调剂金指的是在省内不同的统筹区之间基金的余缺调剂，但不同的统筹区的基金仍然是“独立的”，因此，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