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政策与规划的主题结构基于主题词共现网络分析.docxVIP

? ? 人工智能政策与规划的主题结构 基于主题词共现网络分析 ? ? 　　DOI：10.12154/j.qbzlgz.2019.04.006 　　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概念，随着21世纪的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超级计算和脑科学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简单的概念，它已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题曲”。数据统计显示，到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促进全球7.1万亿美元至13.17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1]。未来，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广泛运用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革，世界格局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2]。对中国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将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振兴实体经济的新机遇、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引擎[3]。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及各省市按照“五位一体”“四个全面”进行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全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和集成应用，并根据社会、经济、文化等特征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划，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同时，这些政策文件也反映了各省市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工作的重点和特色。对此类政策文本进行分析能够更深入地解读其内容，包括结构特征、主题分布等，宏观上俯瞰我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蓝图的全貌，还能为各省市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和相关政策完善优化等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也可为关键技术研发、基础理论发展、支撑服务体系创新等工作指明方向。同时，对企业未来发展、院校人才培养均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量化的方法对人工智能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以为人工智能政策分析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 　　近年来，政策分析已成为国内不同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以CNKI数据库为例，以篇名“政策分析”检索核心期刊文献，可得相关研究结果1679篇，文献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有财政与税收、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金融、高等教育、经济体制改革、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企业经济等。通过对这些文献内容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文献中仅有少量研究对人工智能政策进行了探讨。贾开等[4]曾对美国、英国、德国、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规制政策进行了简要阐述与比较分析；腾讯研究院[5]则以联合国人工智能政策报告为研究对象，对各国人工智能战略进行了解读；唐怀坤[1]对国内外人工智能政策导向进行了简要分析；贾开、蒋余浩[6]和袁娜、韩小威[7]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政策选择进行了研究；李白薇[8]则从“政策助力人工智能”的视角分析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各项政策的制定情况。而自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2]以来，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行动的政策纷纷出台，如《智能贵州发展规划（2017—2020）》《辽宁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黑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三年专项行动计划（2018—2020）》等，却少有对此类人工智能政策文件内容的结构特征、重点任务构成、内容主题分布等问题的研究，此类研究不仅益于更深入、全面地解读人工智能政策文件，还有益于发现不同政策文件的差异与内在关联，从而进一步对相关政策内容进行完善和优化，使政策文件充分发挥其效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分析将成为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从研究理论基础或分析视角来看，已有研究中较多从政策工具视角来分析政策文件。政策工具是学者Rothwell和Zegvelad提出的，从供给性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三个方面来分析各项政策的理论框架[9]。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当前政策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如刘春华等[10]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了中国体育政策，李健等[1]对政策工具视域下中国低碳政策的分析框架进行了研究，宁甜甜和张再生[12]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我国人才政策进行了分析。 　　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定性比较、归纳研究外，更多研究对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编码技术较为青睐，一般步骤是：先对政策文件内容进行编码处理，然后对其进行各项定量统计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文献计量的方法逐渐被引入到政策文件分析中，相关内容涉及政策与实践交互扩散研究[13-14]、政策时间滞后效应研究[15]、政策主题演进与跟踪研究[16-17]、政策共现热点分析[18-20]等多个方面。可以发现，政策分析相关研究结合了定量和定性多种研究方法，其中介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内容分析法是最为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