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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商事法律 在中国农村纠纷的解决方法中，法律实践中有许多途径，理论理论家有不同的研究和定义。本文将以一些农村调查问卷为分析文本, 结合哈贝马斯的商议式司法理论, 试图对当代中国农村的解纷方式进行理论上的提炼与升华, 展现商议式农村司法解纷模式。 一、 农村纠纷存在的类型及解纷模式 在《中国农村法治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 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调查, 以描述中国农村纠纷存在的类型及解纷的模式。据该书在全国22个省、市所作调查问卷显示, 农村纠纷及解决方式呈现如下特点: 1. 纠纷解决的情况 调研显示, 纠纷类型中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邻里冲突、赡养及抚养等家庭纠纷和宅基地纠纷, 占全部纠纷的48.63%。其他包括“与村委会的债权债务纠纷和征用土地纠纷”、“家庭和学校间产生的纠纷”、“农民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村民间水利纠纷”、“赌博或赌资纠纷”和“因分家不公而聚众打架”等。但因这些纠纷在本村均产生一两起, 不具有典型性, 故而未作统计。 2. 调解方式的增加 根据统计, 选择最多的是“村委会调解”, 有1060人, 占25.58%;第二位是“双方协商”, 有921人, 占22.22%;第三位是“拨打110, 找派出所”, 有597人, 占14.41%;第四位是“选择同乡第三方调解”, 有530人, 占12.8%;第五位是“去法院提起诉讼”, 有384人, 占9.2%;选择最少的是“司法所或者律师介入调解”, 有138人, 占3.33%。在“其他”类的调解方式里, 有村民列举了以下几种:一是有威信的家族老人和亲戚进行调解;二是在本村民小组内进行调解;三是由“村霸”出面代为调解。 3. 纠纷解决方式 就现有数据来看, 村民认为最管用的纠纷解决方式与他们常用的解决方式基本重叠, 选择“村委会调解”的, 有225人, 占总数的25.83%;其次是“双方协商”, 有184人, 占21.13%;排在第三位的是“到法院提起诉讼”, 有135人, 占15.5%。对于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不同村民有不同的看法: (1) 安徽某村村民认为, “只有‘双方协商’和‘同乡第三方调解’最管用也最常用, 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不用再额外花钱, 其他都得找关系, 而且效果也一般”。 (2) 山东某村村民认为, “双方协商解决纠纷能够不伤和气, 而且还解决得快”。 (3) 山西某村村民认为, “打架经派出所调解以后不大可能再打, 但如果是村里人调解的话, 当时可能没事, 但后来还会找茬打架”。 (4) 北京某村村民举例说明, “村里两户人家因宅基地产生纠纷, 经村委会和派出所调解均未解决, 最后政府出面解决了此事”。山东某村村民也持同样看法, 他认为“派出所和当地政府出面很好, 因为快且具有强制力”。 (5) 天津某村村民认为不同的纠纷用不同的解决办法才能有效, “邻里纠纷主要通过村委会调解来解决, 离婚和债权债务纠纷主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P363) 二、 磋商式司法的涵义 从上述调查问卷可以看出, 农村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最管用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相互协商、通过村委会调解以及同乡调解或者行政调解, 以提起司法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占据着次要地位。即使通过法庭进行的诉讼, 也主要是通过调解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 当下农村中解决纠纷并非诉诸法庭以对抗式的司法程序进行, 而是通过一种商议式的司法程序展开。商议式司法来自于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论, 是其在司法领域内的重要表征。具体言之, 所谓商议式司法, 是指在中国法律制度之内, 依循合法合理的程序, 当事人各方针对案件或纠纷的相关内容, 如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以及责任的归结等方面, 进行平等理性的沟通与商谈, 最后达成理解, 形成共识的司法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共识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 经过商谈而形成, 因此具有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在笔者看来, 商议式司法的根本特点在于:诉讼当事人各方以沟通理性为指导, 抛弃单纯对抗, 通过商谈与合作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消解违法犯罪行为, 寻求相互间的共识, 最终达致社会团结与整合。这是一个由单主体向主体间性, 由独白式向沟通式, 由对抗性向协商性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体现了当事人作为法律承受者与法律的强制性之间的统一, 既强调遵从合理的司法程序, 又抛弃纯粹的形式主义, 从而使法律规则能够灵活地得以应用;既体现司法规则, 又反映法律精神, 最终在保障公民个人享有合法权利的前提下, 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得以实现的局面。 (一) 讨论法的特点 结合中国农村的解纷模式, 可以对商议式司法特征作如下归纳: 1. 社区居间调停制度的完善 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 商谈与沟通是沟通行动的方式及工具, 其主要含义就是各个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