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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澳门的兴起及其国际贸易 顾名思义，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命名的。它是中国丝绸占有主导地位的东西方交流通道。它的产生正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丝绸就是这一通道上的主要输出品,丝绸自东到西,连接了东方与西方,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海上纽带,而这条纽带的形成,是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就这个意义而言,16—17世纪中叶的海上丝绸之路,谈不上发生自东向西至自西向东的转向,毕竟当时的欧洲尚拿不出能够与东方抗衡的商品,中国丝绸仍旧在东西方交往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不能把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简单地视为西方海外扩张的工具。 明代澳门兴起和发展及其特性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紧密相连,适可作为一个例证。 然而,谈到澳门的海上贸易,以往大多只谈葡萄牙人建立经营了以澳门为中心的多条国际贸易航线,即葡萄牙人开展了澳门的国际贸易。而事实上,明代澳门的兴起和发展、地位和作用都不能撇开它是在中国的坐标系上这一关节点,而孤立看待。葡萄牙人的经营在澳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是重要和显而易见的,应予肯定,但主要以西欧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过时,对澳门国际贸易作整体的论述,不能仅着墨于葡人的经营,这是以往学术界对澳门国际贸易研究进入的一个误区。 首先,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据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澳门作为贸易港口城市迅速兴起和极度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对澳门拥有和行使着完整主权。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使澳门成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才促成了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 其次,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和丝绸等产品。可以说澳门是作为中国商品输出世界的辐射地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商品对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澳门兴起及其贸易发展,具有明末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繁荣发展的历史大背景,是以中国腹地商品经济和市场的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需求为依托的。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一个中心辐射地,是明代中西遇合和中国与西方直接交流的结晶。 此外,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作为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的澳门,其兴起和发展自一开始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下面拟由此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 澳门地租银之立法 明代是澳门兴起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明朝政府对澳门拥有和行使着完整的主权,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使澳门成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才促成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换言之,澳门这一重要中转港的特性是为明朝对澳门政策所确定的。 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入居澳门后,开展了活跃的海上中转贸易活动,由于中外贸易的关系,吸引了大量中国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注文1】。这种情况引起了明廷关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庞尚鹏上疏详细叙述了澳门地理状况,以及兴起由来。由庞疏可以得知,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以前,澳门作为中外交易之地,明朝设有守澳官,严防走私贸易,收取贸易税。守澳官允葡人“搭蓬栖息,迨舶出洋即撤去”,疏中称:“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而有夷众殆万人矣”【注文2】。 隆庆初年,明朝海外政策做出大幅度调整,主要体现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伴随这一调整趋势,在广东对澳门政策也基本定型,澳门成为中国一个对外窗口的历史机遇到来。隆庆三年(1569年),工科给事中陈吾德上疏,言及澳门葡人:“今即不能尽绝,莫若禁民毋私通,而又严饬保甲之法以稽之。遇抽税时,第令交于澳上,毋令得至省城,违者坐于法”【注文3】。此议得穆宗皇帝批准。自此,“禁私通,严保甲”成为明朝对澳门政策的基本点,而澳门成为广州外港也由此开端。 此后,万历初年地租银规范化,葡人原来私下给予海道副使的贿银500两,成为地租银纳入香山县收入之中【注文4】;明朝广东官府在澳门北面香山县咽喉之地莲花茎上,设立关闸,置官防守【注文5】,这是广东官府在中央对澳门政策基调已定情况下,作出的新动作。地租银的形成和规范化,不仅从根本上说明了居澳葡人在中国的赁居地位,而且也表明,明朝广东官府在事实上已承认居澳葡人的赁居地位。自此,终明之世,葡人一直向明朝缴纳地租银,到明末曾一度增至一年10,000两【注文6】。入清仍继续,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而关闸最初每5天开放1次,后改为2星期1次,开启之时定期集市,进行贸易和供给居澳葡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非定期集市时,关闸大门关闭,以6条封条加封【注文7】。这样就将居澳葡人控制在有限的区域内,便于管理;不仅使葡人不得随意扩张,同时也使明朝官员多所顾虑的通番问题,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同年,明朝设广州府海防同知于雍陌,以便就近弹压【注文8】。万历六年(1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