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身毒道的历史地位.docxVIP

论蜀身毒道的历史地位 从四川到云南，从缅甸到印度的“四川河毒路”1号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最古老的航线连接。这条中西交通线路, 历史上称之为 “蜀身毒道”, 学术界又称之为 “南方丝绸之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 古代四川所产的蜀布、丝绸及邛竹杖等 “蜀物”, 西输印度, 播至中亚, 因而使成 ( 都) 之名得以在印度出现并广为流传。本文对此略作论述, 就教于海内外博学通人。 一、 蜀人商人从东印度陆路通道进入缅、印的通道 蜀人商贾从事长途贸易直至印度的情况, 历代文献都有记载。 《史记》中的 《西南夷列传》 和《大宛列传》详细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做的西行报告, 其中明确指出:“臣 ( 张骞) 居大夏时, 见蜀布、邛竹杖, 使问所从来, 曰: ‘从东南身毒国, 可数千里, 得蜀贾人市’”。大夏 ( 今阿富汗) 商人所得蜀布、邛竹杖, 是他们在身毒 “得蜀贾人市”, 而这些 “蜀物”是由蜀人商贾“往市之身毒”。这些史料显然说明, 蜀身毒道贸易是由蜀人商贾直接从蜀地前往印度从事的远程贸易, 而不是所谓间接的转手买卖。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西 ( 指昆明族之西———引者) 可千余里, 有乘象国, 名曰滇越, 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 《魏略·西戎传》 亦载:“盘越国, 一名汉越王, 在天竺东南数千里, 与益部近, 其大小与中国人等, 蜀人贾似至焉。”滇越 ( 即盘越) 的所在, 张星烺以为是孟加拉; 向达以为是剽越, 即 《广志》 所谓剽越, 地在今缅甸; 法国学者沙畹 ( E. Chavannes)〔1〕、饶宗颐等以为应在阿萨姆与缅甸之间; 汶江 《滇越考》 则认为在今东印度阿萨姆, 即迦摩缕波〔2〕。考之史实, 汶江的意见应是符合文献记载的。可见, 蜀人商贾是通过东印度陆路通道从阿萨姆进入印度地区的, 这也是蜀、印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重要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巴蜀亦沃野, 地饶卮、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南御滇僰、僰僮, 西近邛笮, 笮马, 旄牛。”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 “巴、蜀、广汉本南夷, 秦并以为郡, 土地肥美, 有江水沃野, 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 南贾滇、僰僮, 西近邛、笮马旄牛。” 滇是蜀出西南夷地区西贾印度的必经之地, 位于云南中部。僰即汉之僰道, 在四川南部的宜宾与云南东北昭通之间, 这是先秦、秦汉时期五尺道的所在。邛在今四川凉山, 笮在四川雅安、汉源、盐源等地, 为古代牦牛道 ( 或称灵关道) 的所在。五尺道和牦牛道是从成都南行进入西南夷地区的两条重要通道。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邛、笮、冉、駹者近蜀, 道亦易通。”其间早有交通存在。这些史籍不仅说明了蜀人在西南夷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史迹, 而且还清楚地记载了从蜀地进入西南夷地区的路线, 即通过牦牛道 ( 西路) 和五尺道 ( 东路) 分别南下至滇, 殊途而同归。 西南夷地区自古富产铜、锡矿石, 不仅中原王朝需要从云南输入铜、锡矿料, 而且蜀地青铜器原料也须部分仰给于云南, 如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铜, 即取之于云南〔3〕, 其锡、铅原料的供应也离不开这条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 也可以证实这个问题。 云南、四川西南和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出土大量贝币, 表明两地均有以海贝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习俗。将川、滇古道上所出贝币的地点连接起来, 正是由四川进入云南的西南夷道和蜀身毒道〔4〕。可见蜀与西南夷的深厚历史关系, 从政治影响到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诸方面, 几乎无处不在。 把上述诸证结合起来, 清楚地反映了蜀人商贾经西南夷地区进入缅、印进行远程贸易的斑斑史迹。从蜀人南贾滇僰 ( 即 《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 “滇濮”) 、僰僮, 西近邛、笮, “取其笮马、僰僮、髦牛”〔5〕, 到蜀人商贾出没于东印度阿萨姆之滇越, 再到中亚阿富汗北部大夏商人所卖蜀布、邛竹杖, 乃是 “往市之身毒”, “得蜀贾人市”, 而张骞在中央亚细亚之大夏 ( 今阿富汗) 所见唯一的中国产品便是蜀布等 “蜀物”。这一系列史实, 一方面表明最早进入印度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是蜀人, 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地区最早所认识的中国是蜀。对此, 还可以从 “支那” 名称的内涵得到具体说明。 “支那” ( Cina) 是古代印度地区对中国的称呼, 最初见于梵文, 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但支那名称指的是中国哪个地域, 并不明确, 历来译者只是将支那翻译为中国, 但并没有对支那名称所指的具体地域予以还原。研究成果表明, 关于 “支那”的确切地域指向, 不应为秦国、楚国, 而应该是成都。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 ( Can- dragupta, 320 - 315B. C. 在位) 大臣Kautilya ( Visnuqup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