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气象不良习惯的原因及影响北宋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影响.docxVIP

宋人气象不良习惯的原因及影响北宋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影响 在古代，气候不仅仅是气候，也是命运。北宋的开封不仅是开封，也是首都，也是国家的心脏。于是, 开封气象就有了全国影响, 就有了历史意义。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天人合一, 因此古人对气象的变化极为重视和敏感。这就决定了古代气象决不只是自然状况, 而是与人间、社会尤其是皇帝、朝廷及政治密切相关, 气象的点滴变化, 直接对应着甚至是左右着现实社会和皇帝的实际生活, 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之交, 不啻影响”1。《宋史·五行志序》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 盈天地之间, 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 形生神知而五性动, 五性动而万事出, 万事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 乖气致异, 莫不于五行见之……故由汉以来, 作史者皆志五行, 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2例如, 元祐四年 (1089年) 左谏议大夫梁焘奏道:“春夏屡阴不雨, 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3长久的阴云天气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是因为皇帝在当时的一件大事上犹豫不决。又如, 元祐六年监察御史安鼎言:“臣又伏睹去岁冬温无冰, 今春极寒, 至夏方过, 而炎燠如大暑后。推其咎证, 皆正当《洪范》舒缓之罚。舒缓者, 无功受赏, 有罪不诛之谓也。”4简单地说, 即在当时人看来, 作为天变的主要组成部分, 气象变异是上天对天子所作所为的警示, 有的直接与朝廷安危相关。如天禧四年 (1020年) 五月, 一场沙尘暴袭来, “大风起西北, 有声, 折木, 吹黄尘蔽天。按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 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5。更主要的是, 在农耕时代, 气象条件直接决定着当时的丰歉等经济生活状况, 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雨养农业, 自然也关乎社会安定以及统治的基础。所以, 宋代皇帝无不高度关心各地的气象。 具体气象变化的时间性和地区性都极强, 历史资料的分布差异很大, 在北宋所有的气象记载中, 以国家首都开封的史料最多。这是因为开封作为京师, 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 是体现天人合一现象的最为敏感的地区。因此, 开封气象就不单是自然问题, 也不单是本地问题, 而是事关国家的大事, 经常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历史。作为历史气象社会学问题, 这一题目尚未见有专论6。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 宋代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 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现将与之相关的三个主要问题试做论述 (不包括气象灾害后的抚恤、减免等赈济) , 以就教于学界。 一 以“景政”论来应对旱情,以促“求雨”,以和人情 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 很容易利令智昏, 走向极端, 给社会带来灾难。至高无上的皇帝, 在理论上唯一服从的是天, 气象等天变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 使之承受巨大的压力, 不得不自责反省, 收敛不当言行。 表现之一, 鼓励臣下直言极谏, 接受批评。如嘉祐元年 (1056年) 六月己卯 (二十九日) 的《雨灾求直言诏》云:“近乃淫雨降灾, 大水为沴。败公私之庐舍, 冒西南之城扉。秋稼有沦伤之嗟, 贫人罹溺丧之苦。弥月于此, 积晦未开……则天灾缘政而生, 思闻谠言, 以推咎罚。道有消息, 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 并许实封言时政缺失, 凡当时之利害, 制治之否臧, 悉心以陈, 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 召致和平。咨尔股肱之臣, 其交相戒敕, 虚心以调元化, 合志而营大政, 辅予不逮, 冀其有庆。故兹诏示, 想宜知悉。”7如此因气象而求直言的诏令, 还有咸平二年 (999年) 闰三月丁亥 (四日) 的《以旱求直言诏》、康定元年 (1040年) 三月丁丑 (二十三日) 的《大风求言诏》、庆历七年 (1047年) 三月癸巳 (十九日) 的《大旱责躬避殿减膳许中外言事诏》、治平二年 (1065年) 八月乙未 (八日) 的《雨灾求直言诏》、熙宁七年 (1074年) 的《旱灾求言诏》等等8。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宋神宗诏中书省云:“应中外文武臣僚, 并许实封言朝政缺失。”因为此前, 宋神宗曾对翰林学士韩维说:“久不雨, 朕夙夜焦劳, 奈何?”韩维回答道:“陛下忧闵旱灾, 损膳避殿, 此乃举行故事, 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 下诏广求直言, 以开壅蔽, 大发恩令, 有所蠲放, 以和人情。”神宗马上表示赞同, 遂令他起草此诏, “诏出, 人情大悦”9。在气象灾害的特殊环境中, 广开言路, 鼓励百官指责朝政, 有利于更新调整政策, 缓解社会矛盾, 也有利于言论自由的开展, 对于社会民众来说, 则具有鼓舞作用。 表现之二, 臣僚借机指责皇帝。天圣五年 (1027年) 出现罕见的高温, 而且伴随着大旱。“夏、秋大暑, 毒气中人。占者曰:‘此《洪范》所谓恒燠也’”10。进入秋季七月, 高温形势更加严重。九月, 秘阁校理谢绛上疏曰:“去年京师大水, 今年苦旱, 此皆大异也。宜下罪己之诏, 修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