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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把节与星回节的原初本质和老古史来源
一、 火把节的历史溯源
消防节是彝族、白色、西昌、拉霍、哈尼、库米、西藏、壮族和其他西南民族的庆祝活动的总称。从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遗存情况看,火把节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行,包括“东伺”、“东格”、“东刹”三项内容。“东伺”的意思是过节,亦即举行以太阳神、祖神、火神为对象的祭祀仪式;“东格”的意思是玩火,包括摔跤、爬杆、跳高、歌舞、选美、斗牛、赛马、射箭、抢羊等娱乐节目;“东刹”则指送火神、拜长老、走娘家等风俗活动。(1)关于火把节的来源,各民族有不同的传说,一说起源于颂扬邓赕诏王之妻慈善夫人的贞节(白族),一说起源于对情死者的追悼(蒙古族),一说起源于迎接和感谢五谷神跋达(白族),一说起源于始祖神祭祀(彝族撒梅人),一说起源于对反抗天上权势之神灵的纪念(纳西族),一说起源于对反抗世间权势之英雄的纪念(彝族阿细人),一说起源于烧害虫的习俗(彝族撒尼人),一说起源于征服恶魔的庆典(拉祜族),等等。(2)各说不同,乃表明火把节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多种文化内涵。有一个关于神话年代的假定说:“一个神话的分布范围越广,这个神话就越古老。”(3)由此推断,火把节不仅有丰厚的历史积累,而且有很古老的来源。
为了理解火把节的原初本质,历代学者一直在追寻其来源,相关意见不胜枚举。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是两部论著:一是游国恩于1942年发表的《火把节考》。(4)该文逐一考察了关于火把节的诸种传说,认为最可信据的是关于慈善夫人的传说,所以火把节起于元明之交,燃火把的功能是“照岁而祈年”。该文并认为“星回”的涵义是《礼记》所云“星回于天”,是冬季岁末的天象,不合发生在季夏,所以火把节与星回节无关。二是彝族学者朱文旭的《彝族火把节》。此书认为火把节来源于彝族先民对火的崇拜,与星回节毫无关系。(1)其理由约略有四:(一)“火把节和星回节,一个是农历六月,一个是农历十二月,时间差异太大”。二者“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第39、68页)。(二)《太平广记》引用的《玉溪编事》所记“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云云,“距南诏时期已经较久远了,可以说有误载的可能,或有张冠李戴之嫌”(第43、68页)。(三)《贵州通志》把“彝族年”说成是过火把节,并记普安府风俗云“夷人每岁以冬夏二季月二十四日为火把节”云云,“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作者对当时的彝族习俗不深入了解造成的”(第43页)。(四)古今典籍关于火把节为“星回”,为“年节”、“过岁”的记载,乃是“穿凿附会,互相传抄,以讹传讹”,属于“误载误传”(第44—51页)。总之,此书只相信作者在彝族地区的生活经验,而不相信古来的记录,故认为火把节是“各地彝族统一的节日,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时期的古代氏族、部落的火──太阳崇拜时期”(第73页)。
以上两部论著内容全面、资料丰富,但其结论──特别是对星回节资料的排斥──却是值得推敲的。《火把节考》的问题是对古籍所记“星回岁终”一语作了比较狭隘的理解,即认为“岁终”一定是指汉族历法的冬季岁末,而未想到按某种古历法,季夏也可能有一个岁末。《彝族火把节》的问题则是处理资料主观武断。比如《玉溪编事》由后蜀(925年至965年)人金利用所作,(2)是和南诏(937年灭国)同时代的作品。作者所处的年代和地点都不能说“距南诏久远”,作者所记的事迹———例如骠信《星回节》诗———则有众多旁证。在不加考订的情况下,是不能把它判为“误载”的。又比如记载星回节的典籍《贵州通志》等,大多是地方志书,由地方长官主持当地人编纂,实际上是古代的田野记录,说它们未作“深入了解”,出于“穿凿附会”,也是无稽之谈。另外,此书所提供的证据恰好和自己的观点相悖。比如在《彝族火把节》一书第212—215页,列举了《南诏野史》等典籍关于星回节的记录;在该书第296—321页,列举了骠信、杨慎、高乃裕、倪星郎、马太元、金冕、颜汝玉、张汉、缪文龙、官直、何大宠、朱庆萱、陈铭等人关于星回节的诗文,这些文献都指明了火把节和星回节的同一。
以上做法,事实上弱化了火把节研究在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意义,也弱化了这项研究的历史学水平。本文认为,对此应当重新讨论。讨论的目的不仅在于正确认识火把节的来源,而且在于正确认识各类资料的关联,以建立民族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二、 火把节与星回节
从历史资料看,火把节其实就是星回节。明谢肇淛《滇略》卷四《俗略》明确说到:六月二十五日的这个燃松明为庭燎的节日,“谓之火把节,又谓星回节”。(3)无独有偶,杨慎《星回节》、《刺桐花行》诗亦云“年年六月星回节”、“星回节后流萤院”,(4)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五《名胜记》“下川南道”也说,僰人“每岁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5)此外还有一大批清代以来的文献,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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