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与元吉未起玄武门之变新探.docxVIP

玄武门之变与元吉未起玄武门之变新探 武德九年6月4日，玄武门之变是唐代政治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对于这次军事政变,旧时史家认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而建成、元吉嫉功妒能,妄图加害世民,世民被迫自卫,“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近代治史者也大都因袭这一说法,认为“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来说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其实,细加考查,这场政变的性质似有商榷的必要。 一、 财产继承的关系 太原起兵时,在如何对待家族成员参于起兵的问题上,李世民与高祖已持不同意见。李世民力主在建成、元吉到达太原之前起兵,高祖却坚持建成、元吉到达太原之后起兵。 据旧史记载,关于李世民力主迅速起兵的活动共有四次,都发生在大业十三年三月。第一次是刘文静因与李密联姻被系于狱,李世民去访他,刘文静劝世民举兵,以成帝业,“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世民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第二次,是李渊遣副留守高君雅配合马邑太守王仁恭抵御突厥失败,利用李渊“恐并获罪”的忧惧心理,说高祖急速起兵。第三次是以李渊用晋阳宫人侍侧事动员裴寂说高祖,裴寂向李渊转达世民之意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被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所谓“此为急计”,即顿促高祖急速起兵。第四次是利用隋炀帝“以渊与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执诣江都,渊大惧”,说高祖急速起兵。史载这次太宗还“潜结死士,与文静等协议,克日举兵,会高祖得释而止。” 细查这些史料,虽然在李世民劝高祖急速起兵的四次建议中,喋喋不休地说了很多道理,但却丝毫未提及当时尚在河东的兄弟建成、元吉如何措身的问题。与李世民不同,高祖却对当时尚在河东的建成、元吉时时关注,他之所以多次听了世民急速起兵的意见后,仍迟迟按兵不动,原因就是“时建成、元吉尚在河东,故渊迁延未发。”因此,在做起兵准备工作时,他一面命太宗“于晋阳密诏豪友”,一面命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为起兵后南下河东直入关中做好准备。作为一家之长,在做出这种重大决定之前,高祖怎能对远在异地的两个儿子不管?何况当时建成已近中年,又有一定活动能力,正堪作高祖的得力助手?关于迟迟不起兵的原因,他曾向世民解释说:“隋历将近,吾家继应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当着义宁元年四月李渊决定起兵时,一面“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一面“密遣使召建成及元吉于河东。”五月甲子李渊诛杀反对起兵的副留守高君雅及郡丞王威后仍未正式举兵,只是到了六月己卯建成、元吉到达晋阳,派人联合突厥又得成功,才正式举义。 唐高祖的元配夫人窦氏共生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其中玄霸早死。根据封建正统制度,如果高祖举义成功,首先当立皇太子的是长子建成,但封建统治阶级也有“立嫡以功”的先例,李世民作为次子也并非没有立为太子的可能。既然隋末盛传“桃李子”的民谣,高祖与李世民都深信李氏“姓当图箓”、“当王天下”,那末李世民与高祖对将来起事成功后家族成员的地位问题就不可能绝不考虑。对于李世民与高祖在建成、元吉是否参加太原首义问题上所持相反,我们虽不可据此断定当时李世民就刻意将来争做太子,但是他在起兵问题上不顾及兄弟生死安危、全无兄弟情谊的态度确可断定。在当时来说,高祖起兵就意味着反叛,即使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也不过如李渊所说是“掩耳盗钟”,难逃天下人耳目的。因此起兵之后,隋朝必将诛及家属,高祖庶妻万氏所生小儿子智云就因留在河东被隋吏捕去遭害,即是证明。建成、元吉在起兵前若不能及时到达太原,也很难说不遭戮死厄运。从李世民与高祖在太原起兵时对待家族成员的不同态度,不能不说未来喋血宫门的“玄武门之变”的某些因素,已在一定程度上潜藏于太原起兵之中。 唐高祖于大业十三年六月己丑“定入关之策”,到九月庚申全军渡河,到达朝邑长春宫,取得了进兵长安的绝对优势。在前三个月战役中,建成领左三统军,世民领右三统军,元吉留守太原,各立功勋,看不出世民比建成多立什么功劳。由于建成身为长子,几个重要战役,如西河之役、霍邑之战,高祖分配任务时还是以建成为首,世民为次。在多次战役中李世民都是与建成配合行动,加之大敌当前,李世民还未产生集结私人势力的想法。 但是到了朝邑,形势已有不同。由于当时高祖让建成率兵围扼河东,让世民经略渭北,兄弟分兵,世民独当一面,且渭北地势在政治上对世民又极有利,因此他也就开始了经营私人势力的活动。当时长安到洛阳是隋军东西接济的用兵孔道,关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投奔唐军大多不是经此道奔向高祖所在地的朝邑,更不是冒兵烽战涛之险奔赴建成所在的河东,而是就近奔赴到世民门下。史载:“太宗以前军渡河,先定渭北,三辅吏民诸豪滑诣军门请自效者以千计,扶老携幼,满于麾下。”不少谋士猛将如房玄龄、长孙无忌、于志宁、丘行恭、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