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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人诗歌以文为诗的创变 在文学史上，诗歌和散文的编辑经常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但随着诗歌、散文自身的不断完善和艺术规则的形成，其各自形成的艺术形式和对该形式的表达要求也变得明显。然而,事物又有其另一面,当诗、文两种体裁由成熟定型发展到自身的高峰状态后,便自然会走向新变。这种新变恰恰出现在古代文人诗成熟的唐代,而新变的方式也恰恰是通过对诗、文两种体格规范的打破乃至渗融而实现的。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云“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陈善《扪虱新话》则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文中有诗,则语句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评价虽迥异,但所揭示的事实却是清楚的。如果说,这种现象肇启于唐代,那么,到宋代则已形成普遍风尚,“以文为诗”被认为是宋诗最重要的体格特征。因此,“以文为诗”既是古代文人诗体格创变的标志,又使唐宋两代诗史在体格意义上贯通整合为一体。 一 传统表现功能的扩张型表现 就唐代诗歌的发展进程而言,早自四杰“长风一振,众萌自偃”,即掀起了唐代最初的文学革命风潮,诗坛中心“从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到开元、天宝时代,随着众多诗人经历的日趋广阔,诗歌艺术革新更得到大规模的展开,诗歌表现范围则推扩到山水、田园、边塞等广阔天地。但是,一方面,在积极进取的士人心态与昂扬高朗的时代精神的渗融之中,形成一种理想化创作倾向与艺术追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歌表现向社会现实问题掘进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在唐前期诗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尽扫六朝弊习”的复古观念,其中以陈子昂、李白为代表,其革除齐梁浮靡文风的最高理想显然在于恢复风雅旧制,这更在根本上限制了诗歌体格本身表现范围的开阔与拓展。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显示唐诗最根本变革的无疑是杜甫。从时代精神方面看,杜甫生逢衰变之世,亲历战乱流离,杜诗成为创作倾向由理想转变为写实的最突出标志,也就自然显示出面向社会现实问题的着重点与包容量,而在其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着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复杂的矛盾的心态,更促使其诗歌表现不断向着现实问题的广度与深度拓展与掘进。从文学传统角度言,杜诗中所体现的创作精神的转变,同时也造成复古观念的转向,当然杜诗重美刺讽谕,固亦包含着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但表现在艺术体格上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之五)的通达观念与“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执著追求的结合,显然更注重于创造性。若将其与李白对照,则正如近人胡小石所云“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2,因此,突破诗歌体格本身的传统表现功能,也就形成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而究其扩展诗歌表现功能的内涵与方式的最关要之点,则恰恰在于“散文化与历史化”,亦即所谓的“以文为诗”。 如果说,杜甫的“以文为诗”主要缘于巨变时代重压下的艺术思维定势的创变,那么,韩愈的“以文为诗”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的文化的根源。其实,韩愈生活的元和时代,正是文学大变的时代,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尝言“元和诸公所长,正在于变,或欲于元和诸公录其正而遗其变,此在选诗则可,辩体,终不识诸家面目矣”,也就是说,对于古典诗歌的传统而言,元和诗人在“变”之外自有“正”的成分,但究其真“面目”,无疑在“变”,而“变”之根本则又最突出地表现于“体”。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所谓“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正是以自身的亲历感受,对那一时代文体革新的全面概括。元和文学革新思潮,在文学史上固有其渊源可寻,但至此而“大显于时”,成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3,无疑更有其时代的因素。首先,在政治改革大潮中,元和文人大多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二重身分,其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因而显示出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其次,元和文人强调以古文载古道,表现出强烈的复古倾向,但在实际创作生涯中,却并不热衷于对儒家学说本旨的阐释,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对儒学加以新的诠解,如韩愈云“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原其所以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弊而已矣”4,这种对儒家之“道”及政教本旨的实用化理解,真可谓直道心源。由此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功能的实用化,韩愈的儒家“道统”思想以及文学“明道”观念,实际上都是围绕维护王权这一中心,进而与藩镇割据势力及佛老思想危害所进行的现实斗争的反映,完全改变了其前复古思潮空言明道的性质。就其诗歌而言,则正如明人胡应麟《诗薮》所云“略去葩藻,求取情实”而呈显散文化趋向。如其《谢自然诗》、《丰陂行》、《符读书城南》等诗,皆被后人评为“叙论直致,乃有韵之文”,“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