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识途《夜谭十记》的多重叙事话语.docxVIP

论马识途《夜谭十记》的多重叙事话语 1983年，马仲达的《夜谭十记》的出版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部奇异的小说,写十个小科员闲来无事,约定轮流讲故事以消磨时光。整部作品由十个长短不一的故事构成,有官场黑幕隐私,有都市奇闻异事,有乡村野史风俗,三教九流,人世悲欢,描绘了民国时代的社会百态。 自小说出版以来,对其价值的评价,没有什么分歧,一是肯定其内容上的批判性和讽刺性,二是肯定其艺术上的“龙门阵”叙述方式和巴蜀地方语言特色。2011年改编自其中《盗官记》的电影《让子弹飞》公映,《夜谭十记》再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但人们更注重的是电影对小说的改编过程中,思想意识和审美风格上对原作的改变和超越,而对小说本身的评价,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小说出版距今已三十年,三十年中,中国文学思潮和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夜谭十记》却维持了相对稳定的评价,这是令人惊异的。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马识途很早就被赋予了“革命作家”称号。所谓“革命作家”,是指他走过了一条鲁迅所说的,革命在先,创作在后,先做革命人,再做革命文学的路。1“革命作家”的身份,导致人们在评价他的创作时,很容易先贴上“革命文学”的标签,革命性成为了肯定或否定其作品价值的一个标准,从而忽略了其作品生成过程中,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和个人思想情感的多层次性对作品叙事方式的影响和意义。 马识途1915年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喜爱文学,很年轻时就投身革命,经历了从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中国历史。其经历异常丰富: 有艰苦卓绝、命悬一线的地下斗争生涯; 有官居高位、繁重忙碌的行政生涯; 有挨斗坐牢、饱受屈辱的牢狱生涯; 有专心创作、辛勤笔耕的写作生涯。近百年复杂的社会变迁、不凡的生活阅历、跌宕的人生起伏,必然造就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人生感悟,包括在写作《夜谭十记》的80年代初,中国社会对政治历史进行反思的语境,都必然会反映到他的创作中。这些,显然不是“革命”一词所能涵盖的。 热奈特认为: “叙事体的特殊性存在于它的叙事方式里,而不是存在于它的内容里。”2对于小说而言,重要的不在于它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不在于通过这些故事反映了怎样的风俗人情、人世悲欢、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情感,而在于怎样叙述这些故事,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蕴含着什么样的叙述话语,透露出叙述者怎样的话语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夜谭十记》的解读是很不充分的。我们可能过多地注目于对这些故事本身内容的阐释,而没有注意到在它们特殊的叙事方式下更深层的意义。 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夜谭十记》,通过对其中叙事话语的分析,力图把握这部作品多层次的内涵以及其中隐含的作者的真思想、真性情,并力图还原马识途丰富的精神世界。 一 孔二姐的阶级意识 “革命作家”,这是评论者对马识途的评价,也是马识途的自我定位。作为革命作家,在《夜谭十记》中进行革命叙事,是很自然的事。小说中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大致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与其说马识途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历史记忆或个人记忆中的民国,还不如说马识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叙事下的民国。 所谓革命叙事下的民国,就是站在革命立场、以革命观念来叙述民国往事,其基本的叙述语法是: 民国是个腐朽黑暗的时代,军阀割据,战乱不断,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土豪劣绅为富不仁,整个社会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对于革命叙事而言,民国的最大意义在于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 《夜谭十记》遵从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固定的叙事模式。《破城记》中,大小官员贪污受贿,媚上压下,里面的高老太爷,仗着两个儿子在外做官,与本县几任县太爷勾结,自定名目,收捐收税,专营鸦片出口,自发流通券,成了一方恶霸; 《报销记》中,粮食局长与部长互相勾结,官商一体,用官粮来搞投机买卖、操纵市场,甚至谋财害命,虚报“海损”; 《盗官记》中,成都少城公园绿荫阁中,买官卖官是公开的,省里的大官把缺额的官职向钱庄批发出去,买官的人直接跟钱庄打交道,“几分钱几分货,好多银子买个几品官”,甚至还可以“赊官”; 《娶妾记》中的王聚财,从国民党军校毕业,一路投机钻营往上爬,抗战时担任要职,还与孔二小姐攀上了关系,他表面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缉拿走私,实际上却把持了经济、垄断了走私,还贪婪好色,连亲生女儿都被他骗到公馆中强奸; 《禁烟记》中,禁烟总署实际上是运烟总署,军警特、各大机关都参与组织运烟,烟督察专员王大化不明就里,要向最高当局报告,结果稀里糊涂丢了性命……与官僚恶霸为所欲为相对的是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张小倩( 《娶妾记》) 、孙小芬、盼盼( 《亲仇记》) 被欺负被凌辱,张牧之( 《盗官记》) 因妹子被奸,逼得铤而走险,铁柱( 《亲仇记》) 因爱人被夺,逼得成了流浪艺人,连老实巴交苦心经营的王子章( 《买牛记》) 也毫无出路,在破产边缘苦苦挣扎。 《夜谭十记》还讽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