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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词的对立统一因素 出生与死亡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学者的永恒建议，尤其是苏轼的建议。虽然“出世”和“入世”是多义词, 但人们往往对它们赋予政治含义。但就苏轼而言, “出世”指的是“超脱人世”, 如“无所厌离, 何从出世?无所欣慕, 何从入道?” (宋·苏轼《书黄鲁直李氏传后》) ;“入世”指的是“投身于社会”。苏轼忠君而君不察、思亲而亲不在、怀乡而乡不近的矛盾与痛苦让他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离心力和向心力, 而以儒为主、融合佛道的哲学思想使两股力量得以融合, 入世的向心力最终战胜了出世的离心力, 在词作中以语音、词汇、短语、句法、修辞的对立统一而呈现出一种张力之美。 一、 词体表现的对比 忠君、怀乡、思亲构成了苏轼情感内蕴的核心, 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矛盾思想。而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知其不可而为之”, 虽然忠君而君不察, 思亲而亲不在, 怀乡而乡不近, 但却矢志不渝。 首先, 苏轼的忠君并非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统思想“三纲五常”中所提倡的愚忠。他的忠是一种进退亦然、出自亲身体验的忠, 而且忠君始终与爱国和爱民联系在一起, 爱国和爱民先于爱君, 体现了北宋士人精神高扬的时代背景下鲜明的主体理性意识和个性色彩。宋孝宗赞曰:“负其豪气, 志在行其所学。”2855“王佐之才可大用, 恨不同时:君子之道阍而彰, 是以论世。”38 苏轼的爱民体现在为民消灾、为民谋利上, 如, 元丰元年 (1078年) , 徐州大旱, 苏轼率领百姓祈雨成功后去谢雨时所写的一组《浣溪沙》, 真实地表现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生产和生活场景, 表达了人民灾后重生的喜悦之情。元祐五年 (1090年) , 应民之请, 治理西湖, 他写道:“古岸开青葑, 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 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 (《南歌子·杭州端午》) 表达了西湖的开浚必将使杭州更加繁荣昌盛的信念。爱民也体现在与民同乐上, 如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与千万百姓一起参加花会, 他感叹道:“醉归扶路人应笑, 十里珠帘半上钩” (《吉祥寺赏牡丹》) 、“吉祥寺里锦千堆, 前年赏花真盛哉” (《惜花》) 。 然而青年得志的苏轼以“忘躯犯颜之士” (《上神宗皇帝》) 自居, 又以“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名节 (《杭州召还乞郡状》) 自励, 并以“使某不言, 谁当言者” (《曲洧旧闻》卷五引) 自负, 在神宗时期公开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 在哲宗时期又极力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 被旧党新党所恨, 既不见容于元丰, 又不得志于元祐, 更受摧折于绍圣, 据孔谱统计, 其一生共经历过近三十几次迁谪, 最远的一次竟被贬到了海南。因此, 苏轼一方面在词作中表现建功立业、舍身报国的雄心壮志, 例如, 神宗熙宁八年 (1075年) 冬, 苏轼因天旱去常山为民祈雨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以孙权、魏尚自喻, 抒发了要戍边卫国, 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南乡子》、《阳关曲》等词都通过从军将士的形象抒发了要求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 苏轼在词作中又流露出壮志难酬、虚度年华、孤独苦闷的感慨, 例如, “老去才都尽, 归来计未成” (《南歌子》) , “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 今古虚名” (《行香子·过七里滩》) ,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等, 甚至发出“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归临皋》) 的悲吟。 归属感是人类的共同心理,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提出著名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 他认为: 假如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 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 并且作为新的中心, 重复着前面描述的整个环节。处于这一需要层次的人, 把友爱看得非常可贵, 希望能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渴望得到一定社会团体的认同、接受, 并与同事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 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异化感、疏离感, 产生极其痛苦的体验。109—110 因此, “寻根”、“回家”是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作为一个“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的正直文人, 苏轼的心中特别需要归属感、认同感。他的心中时刻涌动着返乡的愿望和渴求亲情、友情、爱情抚慰的寻根意识。据孔谱, 苏轼除了景祐三年 (1036年) 至至和二年 (1055年) 生活在家乡眉山、嘉祐二年 (1057年) 至四年 (1059年) 回蜀为母服丧、治平三年 (1066年) 至熙宁元年 (1068年) 回蜀为父服丧之外, 其余的时间都在外屡经沉浮、辗转赴任。自宋仁宗景祐三年 (1036年) 至宋徽宗靖国元年 (1101年) 的66年中, 苏轼的祖父、父母、二姐、三姐、伯父母、堂兄、三位妻妾等11位亲人, 恩师欧阳修和49位好友先他而去, 而尚在世的亲兄弟子也多年远隔天涯、不能相见。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