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面乌托邦的柔性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的性与爱.docxVIP

断面乌托邦的柔性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的性与爱 俄罗斯作家埃德i.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年）、英国作家阿德斯赫旭利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和乔治奥韦尔的《1984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非常独特的三部作品。它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给人们描述了非常相似的未来世界。然而，这种残酷而无人居住的“美丽新世界”显然与传统的乌托邦理想相去甚远。这三本作品通常被称为“反乌托邦之歌”。 “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自产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的读者和评论家,也常有人将这三个不同的“新世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这种努力往往局限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范畴内,很少有人将注意力聚焦于作品中的“个体”上,特别是“个体”身上最为隐秘的部分——两性关系。但实际上,性与爱的描写对于“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来说,不仅是情节结构的主体框架,也是其深刻思想得以表达的重要媒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两性关系描写的成功,才使这三部作品得以站立。 札米亚京被称为“新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我们》中也进行了象征、荒诞、梦境、幻觉、意识流等多种艺术尝试,但在情节构建上,《我们》使用的却是一个最为普通的模式,即以两性关系的发展作为主线。在《我们》中的未来世界——大一统王国中,无论是社会结构、物质生活,还是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都与今日世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甚至连人们的姓名也为简单的号码所取代,但这些号码之间的性爱却是无法根除的。小说的主要情节也是围绕着一男一女两个号码展开的: “全能号”飞船的建造者、工程师D-503原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却疯狂地爱上了女号码E-330,在她的引诱下一步步走向“堕落”。而E-330实际上是地下反叛组织“靡菲”的成员,她引诱D-503只是为了利用他……“大一统王国”是札米亚京的天才独创,但这种情节模式却显然是古已有之并且屡见不鲜的。而继之而来的两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无论是受《我们》的影响抑或是仅仅出于巧合,都采用了与《我们》极其相似的情节模式: 《美丽新世界》中的野蛮人约翰怀着对列宁娜无法摆脱的爱恋自杀,《1984》中的温斯顿与朱丽叶的爱情因遭到逮捕而终结。尽管在情节结构中所占的地位不同(《美丽新世界》的约翰的爱并不是情节主干,而在《1984》中,如果抽去了温斯顿与朱丽叶的爱情则整部小说将陷入瘫痪),但性爱无疑是“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情节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性爱对“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来说,其意义还不止于此。“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今天之所以为读者和评论家所重视,其根本原因还不在于奇幻的情节,而在于其深刻的思想性,在于它们对今日社会的深入思考和沉痛批判,而这种思考与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体现出来的。 在《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有一句箴言: “Community; Identity; Stability”,即“社会、一致、稳定”。对于第二点“Identity”,国内有的译为“本分”,但究其原意,也许译为“一致”更好一些。因为无论是《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我们》中的大一统王国,还是《1984》中的大洋国,“一致”都是政权对国民的基本要求,即要求国民泯灭个性,如生产线上的产品一般保持高度的统一。如在《我们》中,公民必须遵循《每小时应守戒律总览》, 每天清早我们千百万人如同一个人似的一齐起来,时间分秒不差,就像六轮机器那么准确,在同一个时刻我们千百万人如同一人一样开始工作——而我们停止工作的时间,也是千百万人一齐停的。就像一个身体而有着千百万双手一样,我们在同一秒钟按照《每小时应守戒律总览》的安排,把食物送进口里,也是同一秒钟,我们出发去散步,或到音乐厅去,或到泰勒运动大堂去,或回家睡觉。(札米亚京: 13) 在《美丽新世界》中,连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纳入了工业轨道,人类被分为从高到低五种“产品”,而同一阶级的公民从受孕到出生都经过了完全相同的科学处理,因此,个性被从源头上剔除了。而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虽然物质落后,但在公民的高度一致上却达到了极致。公民不但在表现、行为上必须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欺骗宣传中,人们的头脑也保持了一致。因此,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这三个“反面乌托邦”对于社会成员个性的压抑却是共同的。而这种压抑甚至达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即连公民的性爱——公民个性的最后一片保留地——也被纳入到了国家机器的控制之下。《1984》中,用来对付人们的性爱关系的是禁欲主义,任何恋爱或非婚性行为都是危险的,连结婚、性交也应该抱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其目的不过是为党生产后代;而《美丽新世界》中对于性爱的态度则是放纵。早在儿童时期,性游戏就受到鼓励,而一个长期不更换性伙伴的成年公民则会受到嘲笑甚至怀疑;最为可笑的是《我们》中的大一统王国,在这个国度,每个人都有一张由专门机构精心制作的性活动时间表,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