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前期三名宣抚制置使赴四川考述.docxVIP

南宋绍兴前期三名宣抚制置使赴四川考述 自古以来，四川就是中国西南部的一座重要城市。南宋时期, 四川负有防御金蒙之责, 地位更是空前提升, 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又使得宋廷在统治这一襟喉要地时, 面临诸多困难1［1－5］。因此, 宋廷不得不采用一些全新的措施。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是宋廷常以宣抚使、制置使等名义, 派遣跨路级帅臣治蜀2。不同时期帅臣的权限伸缩, 反映出中央策略的变化; 他们在任期间的作为, 则直接影响到中央经营巴蜀的成效, 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笔者特以绍兴前期的三位帅臣为论述对象, 以求能对南宋中央与四川的关系形成更多的认识。 一 制置主席会由集权改至分权 建炎元年 ( 1127) 五月, 南宋政权建立。此时宋廷, 忙于躲避金军铁骑, 对于四川无力加以照管。直到建炎三年, 宋廷方委任张浚为宣抚处置使, 前往四川, 开始重建对巴蜀的实际控制。张浚在蜀时, 宣抚司兼掌军、政、财事务, 且能“便宜行事”。时间一长, 难免引发中央的戒惕。加上张浚犯有富平溃败、冤杀曲端等过错, 遭到时人非议, 故宋廷最终于绍兴三年 ( 1133) 将其召回3［6－7］。 张浚还朝后, 四川局势十分严峻。军事上, 屯于陕西的金军是一大威胁。而在抗金战争中立有大功、执掌川陕兵权的吴玠, 与朝廷之间则一度关系紧张。此外, 四川各主要官员之间矛盾重重, 导致政务紊乱［8］第二册，355。因此, 不少士大夫呼吁应另派帅臣入蜀, 整合军政力量, 抗金保蜀。迫于形势, 高宗于绍兴四年八月, 任命赵鼎为川陕宣抚处置使, 后改名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 并如 “张浚故事”, 授予其军政全权［8］第二册，101。但同年九月, 赵鼎被改任右相, 无法以都督身份赴四川。 赵鼎入蜀之行中止后, 宋廷又观望了一段时间。 至绍兴五年十月, 始命“端明殿学士、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席益, 为资政殿学士, 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8］第二册，320, 巴蜀再次迎来了来自中央的“大帅”。单看名号, 席益不在此前的张、赵之下, 但实权则颇为不及。 首先, 在委派制置大使之后, 宋廷下诏“逐州兵马自合并隶安抚制置大使司, 如遇有边防紧切大事, 即令宣抚司措置”［9］3161。此后, 又指出“川陕见宿大兵, 措置事宜, 委任至重, 虽已除席益制置大使, 而调发节制, 隶在督府”［8］第二册，322。川陕主力部队的控制权, 并不属于制司。 其次, 就在席益被任命为制置大使后不久, 朝廷将总领四川财赋赵开之衔改为四川都转运使, 统管川峡四路漕臣, 正式成为四川最高财政长官［8］第二册，377。都转运使和制置大使之间, 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席益在赴蜀途中, 希望得到都转运司所掌握的一部分粮米, 还需奏请朝廷代为调拨［8］第二册，378, 即是证明。制置大使的财政权也并不大。 制置大使的职权, 主要集中在人事、民政方面。席益入蜀后, 原本由宣抚司执掌的选官等事宜, 基本被转交其负责, 宣抚司“用便宜指挥酌情断下应奏狱案”的司法权, 后也转给了制置大使［8］第二册，419。但是, 一方面, 朝廷始终未如“张浚故事”那样, 赋予席益太多的 “便宜”行事权; 另一方面, 绍兴五年前后, 中央开始直接涉足四川政务, 一些以前由宣抚司自行差注的官职, 逐渐改由中央委派。因此, 对制置大使的人事、民政权, 亦不应估计过高。 可以说, 无论是职权范围, 还是自主行使权力的空间, 绍兴五年的席益都远不及此前的张、赵。在四川的权力格局中, 席益也无法凌驾于吴玠、赵开之上, 仅能和后两者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为何朝廷经营四川的方略, 会由集权改为分权? 对于朝廷而言, “张浚故事” 导致帅臣权力过重, 本身存在很大隐患, 并不符合朝廷利益。绍兴四年前, 朝廷之所以要采用这一策略, 主要源于对四川抗金形势的焦虑, 以及对以吴玠为首的地方武将的极度戒惕。一年多以后, 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绍兴四、五年间, 川陕战场逐渐进入相对沉寂的状态。 相反, 在江淮、荆襄一带, 金、齐军队却屡有异动。宋金战争的主战场, 由川陕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5］80。如果说绍兴四年, 宋廷对此尚无法形成清晰认识, 那么到了绍兴五年, 宋廷便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同一时期, 与吴玠关系极为深厚的张浚重入中枢［10］1135, 则大大缓解了朝廷对吴玠的疑虑。 绍兴四、五年间, 川陕形势的变化, 使得宋廷不必再冒风险去重启“张浚故事”, 制置大使自然难以获得太过集中的权力。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看, 宣司和都漕都是由四川本地官员执掌, 他们在权力格局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了中央委任的制帅, 说明当时宋廷受制于客观形势, 不得不对本地势力有所让步。然另一方面, 制帅入蜀, 既可防范四川本地官员将蜀中大权全部攫取, 又可通过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