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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治黔政策与贵州的经济发展 清初，封建王朝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贵州地方特点，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贵州地方的统治。清朝是一个可以说是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典范。这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重要课题之一。笔者拟就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谈点自己的看法并略加评价。 清代前期的治黔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旨在调整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恢复和重建封建社会秩序;另一类是协调中央和地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关系,强化中央集权体制。 一 垦荒、荒田数及其他提升 清初,主要推行前一类政策。除在贵州积极推行诸如“整理田赋”,“更名田”,减免租税一类政策外,从贵州地方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实际出发,清政府更注重招抚流亡、鼓励垦荒。 据明嘉靖《贵州通志》户口四载,嘉靖年间贵州(当时遵义等地不隶贵州,其户口数未计在内)军民户数为148,957户,口数为512,289。经过一百多年,顺治十八年全省(包括遵义等地在内)只有12万户、60万口。可见由于战乱,户口减少甚多。当时的景况,据康熙年间贵州巡抚杨雍建所述,“自镇远以上数百里人烟断绝,而贵阳省会之区凋残尤甚,百姓流离失所”;铜仁一带“田土抛荒,人民绝迹”。 只有鼓励垦荒,才能使流散的农民安定下来;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统治秩序才能重新确立。所以在顺治十五年就有人提出“劝垦荒田之典不可不隆”,并建议“其州县士民及现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有能捐资开垦者……从优分别授职任用”,云贵总督赵廷臣建议:“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贵州巡抚王燕则主张降低贵州的田赋征额以利于开垦。清政府除下令无主荒田由“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作,永准为业”,“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外,对西南地区还特别规定: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强壮者为民,其余老弱悉令屯田;当地驻军中的老弱者也给予荒弃空地耕种,但不许侵占有主熟田。且明令开荒田地“通计十年起科”。同时还把垦田数作为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一项内容。规定,在一年任上,督抚“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一千顷以上为纪录,二千顷以上加升”。至一般卫所官员、文武乡绅等都有一定的垦田指标。 正是由于清政府的提倡和支持,大量的荒田、荒地被开垦出来。据官方统计,顺治十八年垦田10,743顷;康熙元年——十年各州县累计报新垦荒田荒地213,221亩;康熙廿四年垦田数达到9,597顷。随着垦田数的增加,逃亡在外的农民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另有为数众多的外省农民因招揽而移居贵州。康熙朝,贵州人口便出现回升势头。到康熙卅五年,全省人丁编审数已达175,335户、876,675人。雍正年间,垦田数和人口数交替上升。雍正二年全省户数升至234,800、口数为1,174,000,垦田为14,544顷。雍正九年,安顺等府垦田土140顷有奇。十年,全省户数增至272,687,口数1,363,435。到乾隆年间,贵州总督张广泗还指令,除荒田外,其余附田山土宜广引垦辟,增种杂粮,并规定,“凡有可垦山土,俱报官勘验,或令业主自垦,或招佃共垦,按其勤惰,分别劝惩。其无业主之官山,一概招人认垦,官为立界,给照管业。至劝民随时播种杂粮之处,应令地方官酌借谷种。”后,云贵总督张允随也指示,“凡山头地角另星地土,及山石搀杂、工多获少,或依山傍岭虽成丘段而土浅力薄须间年休息者,悉听夷民垦种,永免升科。至有水可引,力能垦田一亩以上,照水田例六年升科。不及一亩者亦免升科。无水可引、地稍平衍,或垦为土、或垦为干田,二亩以上照旱田例十年升科;不及二亩者亦免升科”。从乾隆二年,贵州各属……复业难民共14,175户,共水田81,263亩,山土38,699亩;六年,贵阳等府和贵筑等14县“民苗开垦额内、额外荒田4,639亩有奇”;三十一年,贵州垦田数多达26,731顷等官方册报数字及有关奏疏看,贵州的垦荒已由田地扩大到山土;少数民族农民也加入了垦荒队伍;垦田数有较大增加。在此期间,贵州人口数的增长出现了大的飞跃,到乾隆五十——五十六年,贵州平均人口数多达5,167,000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繁衍人口、垦辟田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也是农业发展特别是清初贵州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清代前期贵州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还得力于轻徭薄赋、奖课农桑、兴修水利、提倡并推广纺织业等政策和措施。 顺治十六年,清廷“发内帑银30万两,以其半赈云贵穷黎”;康熙二年,“免贵州丹平司去年逋赋”;三年,“蠲新添卫沙壅田1,687亩田粮”;四年,“免水西秋粮二千石”;十一年,“除贵州省廿七山场小税”;四十九年,对贵州等九省地丁银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免。 贵州不少地方从“刀耕火种”转而采用牛耕和铁制工具,其间贵州地方政府曾起过媒介作用。乾隆年间,贵州官府“即制造龙骨水车,亦可各府州县分给一架,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