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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 一、 对违法所得、犯罪工具的没收,既是法律上的保护 中国刑法第64条规定，非法获取的所有财产和犯罪所使用的自身财产应当予以没收。对于这些刑事涉案财物的没收,我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将其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刑事裁判中一并处理,只有少数特殊情形才由法院或检察机关单独就涉案财物进行没收: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8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死亡的,对已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存款、汇款需要依法没收的,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经过阅卷、审查有关证据材料后以裁定形式作出是否没收的裁决;二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39条规定,在因犯罪嫌疑人死亡以外的原因而导致撤销案件的,对于已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需要没收的,由检察机关直接作出处理决定,并通知冻结机关上缴国库。很明显,这些规定存在法律漏洞:如果犯罪嫌疑人在立案前就死亡,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前就逃匿而长期不归案的,涉案财物应当如何处理?如果扣押的不是存款、汇款,而是其他财物,应当如何处理?由于这些法律漏洞,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两种问题: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后不仅无法对其携带出境的巨资进行没收,而且对其留存国内的赃款、赃物也缺乏合法途径予以没收;二是不少涉嫌贪污、受贿的行为人在立案前自杀后,由于缺乏合法途径没收其赃款、赃物,经常出现“牺牲一人、富裕全家”现象。 与我国这种程序弊端相反,域外不少国家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的违法所得、犯罪工具的没收问题都有比较完善的程序规定。在英美国家,一般都有一种民事没收程序(也称对物程序in rem proceedings),即一种以拟没收财物作为被告、财产所有权人作为第三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种程序由于不需要以被告人定罪作为前提条件,它既可与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同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41在德国,则有一种客观程序,即根据侦查结果,需要对某一标的物予以没收时,可以针对这一标的物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没收申请,由法院裁定是否予以没收,该标的物的利害关系人不服的,可以提出异议而成为没收当事人参加诉讼。另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了加强反腐败力度,制止违法所得的国际转移,也规定了几种违法所得追回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在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时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违法所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犯罪所得及时采取冻结追缴措施,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1)2012年《刑事诉讼法》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特别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简称没收程序),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该程序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需要没收的,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没收申请,最后由法院裁定是否没收这些涉案财物。在此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参与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该程序规定的出台,有利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保障财产权的立法趋势,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或探讨的问题。以下仅对其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二、 违法所得等犯罪工具没收程序 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没收程序,但却对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作了严格限制:一是案件性质上,只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二是在程序上,必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死亡,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后,经通缉一年仍然不到案的;三是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第三个条件显然是应当的,因为没收程序的目的在于追缴、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没有这些涉案财物,也就没有启动没收程序的必要性。但第一、二个条件却不无探讨之余地。 第一个条件将没收程序限制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一限制条件:是仅仅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这两类犯罪,还是包括所有重大犯罪案件?虽然从一些专家学者在立法过程中的论说来看,都是强调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但从文义解释与立法目的解释来看,似乎应当将其理解为包括所有重大犯罪案件。从文义解释来看,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虽然在此具有一种列举作用,但其后的“等”字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