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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实与问题 一、 社会责任的披露 自2006年中国首次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当时的258家“三类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境外上市和金融类公司) 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并鼓励其他公司进行披露。2009年, 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有318家;2010年有471家;2011年则有超过600家。可以说, 井喷式增长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发布数量, 说明我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公开披露要求的理解与认同,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接受与认同。在众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中, 在国有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和骨干力量的中央企业受到社会格外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央企的社会责任披露状况较好, 但另一种声音认为, 央企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敷衍塞责, 所披露内容存在着可读性操纵、虚构和报喜不报忧等现象。而近年来, 有关央企的各种负面消息以及央企发生的诸多重大危机事件却不绝于耳 (如表1) , 不断冲击着人们对央企的信任, 使人们对央企社会责任报告产生质疑。 从表1可看出, 一方面是央企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肯定, 而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通过种种诸多危机事件对央企社会责任履行的质疑与否定。这种报告描述与现实认知的巨大差异, 究竟体现着一种什么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本质和内涵认识上的矛盾, 有待进行深入探讨。 二、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什么?企业披露其社会责任报告的目的又是什么?面对海量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文献, 这两个问题是研究者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并进行思考的问题。Elias, N.and Epstein, M. (1975) , Guthrie, J.E.and Parker, L.D. (1989) , 宋献中 (2007) , 沈洪涛 (2007) , 李正、向锐 (2007) 等学者采用列举和归纳方法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研究方法的改变促使研究者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和发现问题, 通过从“有什么”的外延思考转变到“是什么”的一种内涵思考, 促使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的再认识及其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动机的再研究。 (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作为一个商业组织, 其目标为生存、发展和获利。企业责任可以划分为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两类。从字面上来讲,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Carroll (1979) , FreemanReed (1983) , 卢代富 (2001) , Brummer (1991) 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初衷是企业在经济责任之外所要负担的义务, 即企业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两种;并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企业在经济责任之外所承担的责任。李正、向锐 (2007)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担的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企业是一个商业组织, 其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在经济责任之外所承担的包括法律规定的行为和企业自愿从事的伦理行为。它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在这种企业社会责任义务观的观点下,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所包括的各种具体内容, 便被企业看成是企业的一种额外负担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被动的制度安排。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目标下, 如果没有显著的利益动机刺激, 企业很难有主动性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透明披露。因此, 如上所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观会使企业做出“报喜不报忧”等不平衡的现实选择。 (二)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意义 以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观点来观察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竞争以获利是公司的本质。许多事例表明, 跨国公司从早期的对剩余利润的追逐到危机公关行为, 再发展到履行社会责任并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实质上是随着竞争加剧, 制度性解决重大危机事件的一种现实选择。2006年绿色和平组织与麦当劳对危机事件的解决就说明了这一现实选择。 笔者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商业组织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下的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安排, 是服务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根本目标而平衡利益相关方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应然之举, 是现代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面对利益相关方的多方利益诉求所必然采取的一种顺时之举, 也是企业为达到企业目标的应尽之责。 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战略观实质, 其表象是通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和增进了社会福利, 其实质是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战略安排平衡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冲突, 协调其多方利益诉求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战略性、应然性和创新性特点。 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公司尤其是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