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论袁枚.docxVIP

章学诚论袁枚 胡适先生在张石斋的编年史中说：“先生不同意戴震、王忠和袁枚同时三代名人，他们都被树伤了。”。……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又说:“先生之攻戴,尚不失为诤友;其攻汪中,已近于好胜;至其攻袁枚,则完全是以‘卫道’自居了!……实斋之攻袁,实皆不甚中肯……完全是‘绍兴师爷’的口吻。”郭绍虞先生接着论述道:“实则在清代的学术空气之下,大都是此抱残守缺的学者……至于当得起通才达识四字……绝无畸轻畸轻出奴入主之弊者,恐怕只有袁子才,只有章实斋。……可是他们二人在思想上又冲突到这般田地,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又说“他不免有些道学家常有的态度……他的攻击袁子才,全是出于这种卫道的态度来的。……实斋所言虽大放阙辞,可谓对袁子才的思想全未得要领。”确实,实斋之攻戴和汪,虽有偏激之语,但后人总的来说认为是“不失为中肯”的,除胡、郭先生持这种观点外,著名的还有如仓修良先生和柴德庚先生等人。但独其对于袁枚的批评,遭后人诟訾则颇多。那么实斋对袁枚的批评是不是完全出“卫道”和“全未得要领”呢胡、郭二先生对此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述,因此其说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在我们看来,实斋之所以攻袁,主要在于以下学术观点的不同: 一、 “入韵”以“实”“考”“诗” 我们知道,实斋论文主张学贵专家,心有所得而发以之辞才是真正的文,其实他对诗歌也是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诗文同出六籍”,可是后来“文流而为籑辑之艺,诗流而为声律之工,非诗文矣。”他曾将诗歌分为“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四种,并认为其“各有所长,亦各有其流弊”,但无论哪种要想成其为诗,就必须做到“但要酝酿于中,有其自得,而不袭于形貌,不矜于声名,即其所以不朽其质”。可后世“诗家者流,方谓微妙不可思议,又谓意会不可言传,诗有别长妙悟,非关学识云云。”虽然实斋也说“吾不谓诸说尽非也。”但他坚持认为“然必有立于是诗之先者,且亦必无连篇累计,皆无可指之关,而尽为微妙难言者也。”可见,实斋论文论诗都以学问为主。 那么是不是实斋没有认识到诗歌有别于文的东西呢也不是。他在《韩诗编年笺注书后》中不仅对诗歌的流别进行了阐释也对诗歌的特质进行了分析,他说: “主风教者,贵有操持之实……徵学术者,贵有怀抱之志……性灵诗之质也。魂梦于虚无飘渺,岂有质乎音节诗之义也。桎梏于平仄双单,岂成文乎……但问胸怀志趣,有得否耳。而世人论诗,以谓诗人别有怀抱。呜呼,诗千万,一言以蔽之曰:惑而已矣。”(《遗书》.十三. P114) 在这里,实斋看到了性灵和音节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并认为性灵是“诗之质”,音节为“诗之义”。因此无论是“主风教”、“徵学术”、“主性灵”还是强调“音节”,都必须要有“实”、“怀抱”和“志”,即“但问胸怀志趣有得否耳”。也就是说性灵、音节都当以“学问”主之,否则都是“惑而已”。正因为如此,他在《陈东浦方伯序》一文中,更是提出了对当时来说可谓“惊世骇俗”的主张,他说: “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遗书》.九.家书六.P111) 有“卓然不可及”者乃为真诗,去掉“音节铿锵”,“声病对偶”和“谋篇用事,琢句炼字”等“工艺之法”而“枵然一无所有”则只能是“工艺而非诗”,因此他说:“因思诗三百篇,设为问答,亦不入韵。”古诗如此,以此理推之,后世作诗亦当如是。 不仅如此,实斋还从文章“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特别重视诗歌的功利性,强调“温柔敦厚,诗教为深。”并认为“诗人之旨”就在于“温柔敦厚”。他说: “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序谏……而有裨于风教于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言公上》) 由此可见,实斋论诗虽不排斥性情(有时直称性灵),但在强调性情的同时更强调学问,强调学以致用与经世,故把诗歌的功利性,社会价值突出提高,认为其社会价值高于艺术、审美价值,他强调“温柔敦厚”、“有裨于风教于万一”就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谈谈袁枚对诗歌的看法。作为一个著名诗人,袁枚对诗的造诣颇深,观点颇丰,本文只择其理论观点与实斋不合者加以比较,从而映证实斋对袁枚的批判并非“全不得要领”。和实斋“宗经”观点不同的是,袁枚对儒家经典公然表示怀疑。他说“予于经学少信多疑。”又说“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当然,实斋对于儒家经典亦有怀疑之处,但这并非改变六经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这点上袁枚较之走得更远,反叛得更为彻底:他强调“情欲”的合理性,对“私”加以鼓吹,对“理”予以猛烈抨击。他说: “圣人不自讳其私。”(《文集》卷二十《公生明论》) “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