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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嘉喹《钱谦益行》补考 程家祥（1565-1644）被称为“孟阳”，被称为“松圆、胡安”。明南直隶徽州歙县人,侨居嘉定。少即薄科举之业,不事生产,以诗文、书画酬酢于文人卿士之间。与娄坚(1554-1632)、唐时升(1551-1636)号称“练川三老”。四明谢三宾(1625年进士)为嘉定县令时,汇刻程、娄、唐及李流芳(1575-1629)之诗,名曰《嘉定四先生集》,故又称“嘉定四先生”。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常熟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三十八年(1610)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詹事府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弘光朝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入清后授为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钱谦益进士及第后,仕途坎坷,几经沉浮,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近三十五年间,实际在朝为官时间总其数不过六至七年。因此他的主要成就不在政绩,而在文学诗歌。他是明末清初诗文领域的主盟人物,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并编选《列朝诗集》。 一 余论:钱谦益,李流芳,程嘉简介 钱谦益激赏程嘉燧之诗,并于常熟拂水山庄筑耦耕堂招隐程嘉燧,前后历十一年,“庐居比屋,晨夕晤言”。又因其时钱谦益文坛领袖的地位,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认为程嘉燧“以依附钱谦益得名,本非端士”,他的诗作,与嘉定四先生中之其他三人相比,“如蒹葭倚玉,未可同称”。清人张鉴(1768-1850)以程嘉燧“诗画在明季为红豆山庄推重,故至今脍炙人口”。事实是否果如斯言?本文通过对程嘉燧与钱谦益交往活动的考查,认为此说与实际情形不尽相符。 钱谦益与李流芳同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乡试中举人,后因李流芳得识程嘉燧。程嘉燧《钱牧斋初学集序》云:“盖余识先生于未第时,一见而莫逆于心。”《康熙常熟县志》载:“谦益二十一中万历丙午(1606)举人,庚戌(1610)进士,殿试赐第三人及第。”可以推知,程、钱相识应在1606至1610年之间,且一见如故。但因钱谦益旋即中进士,进京为官,两人之间未有密切的交往。直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钱回拂水山庄养病,程嘉燧过访探望,始有诗文往来,并订栖隐耦耕之约。 但两人真正的偕隐始于崇祯三年(1630)。《崇祯实录》记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员,时钱谦益亦在列,“温体仁啣钱谦益,密讦天启初谦益主试浙江,贿中钱千秋,不宜枚卜。”“上责,谦益引罪而出。命谦益回籍,旋除名为民。”与温体仁的对抗,钱谦益落得了罢黜除名的结果,他在《戊辰除夕》一诗中描述了罢官之后的情形: 命酒呼卢强合欢,春明门外禁钟阑。闲庭冷称将归客,卒岁除如已罢官。爆火声中思老母,寒灯影里见南冠。岁时旧事都无几,只有痴呆卖不残。 心灰意冷的钱谦益遂起归隐山林之念,次年即崇祯二年(1629)的《赠书》诗写道:“重与名山作盟约,莫令更污传车尘。”削籍回常熟后,即筑耦耕堂,宋珏(1576-1632)以八分书为书额,钱谦益亲题李流芳语于壁间,招程嘉燧偕隐。程嘉燧于崇祯三年(1630)四月至常熟,从此开始二人历时十一年之久的共同生活。 由此可知,程、钱相识于1606年至1610年之间,两人之间的诗文唱和始于1617年,而实际的“庐居比屋,晨夕晤言”始于1630年。此时,程嘉燧已经66岁,两人共同的好友李流芳已于此前一年即崇祯二年(1629)正月病逝。在李生前,当时的嘉定县令谢三宾即开始筹刻程嘉燧、唐时升、娄坚及李流芳之诗文集。 早在程嘉燧与钱谦益相识之前,年轻的程嘉燧诗即为礼部尚书徐学谟(1521-1593)所激赏。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1526-1590)对他的诗才也颇为青睐,曾在南京弇园中留集唱和。而王世贞之子王士祺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就以杜甫喻程嘉燧,此时程、钱尚未相识。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程嘉燧《程孟阳诗》,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包括“松寥诗”、“雪浪诗”及“吴装诗”三卷,唐时升及娄坚为撰序文。唐序云:“孟阳之才力,其雄豪跌宕,沉郁顿挫,足以追配作者。而哀乐所发,长句短章必合于法度,此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深也。吴中好事,颇传写其诗。”娄序云:“君平生不欲轻刻其诗以示于人,至人有欲得其诗,或为手录百千言,或取诸腹笥,顷刻诵数十篇,或多至百篇,无倦色。当其在潞也,乃肯汇次其所作,刻以应人之求,兼还寄其所知。”虽然友人之评难免夸饰之词,但以唐、娄之身份,当不会妄言虚实。此时程嘉燧诗名已倾吴中,之所以刻诗集盖因时人“颇传写其诗”,遂“刻以应人之求”,刻集活动距程、钱偕隐尚有十年之遥。 程嘉燧诗名成于与钱谦益偕隐之前,画名亦如此。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春二月,程嘉燧与友人刘维藩(价伯)、孙种(履和)同归歙县,集于友人方时化(伯雨)之谿堂,“逾六阅月”,“悠然忘归”,“酒酣兴发,往往吮笔画为泉石竹木。虽零杂琐细,而友人好事争自取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