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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的角度看文化的差异翻译之难事 最近，一些科学家感到困惑，要求社会各界对翻译的重要性有高度重视，并对其贡献给予充分强调，并对其地位和薪酬给予充分确认和回报。提到翻译之苦, 翻译之难, 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应该都有同感,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天底下最吃力不讨好的一桩差事, 难怪有硕士生感叹:“干翻译, 既辛苦, 又赚不到钱!”金圣华教授说得好:“事实也的确如此, 天底下很少人能纯靠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而谋生的, 更遑论因之而飞黄腾达了。” (金圣华, 2006) 有关翻译之难一事,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 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 就会遇到难关, 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 写不出, 创作时候可以回避, 翻译却不成, 也还得想, 一直弄到头昏眼花, 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 却没有。” (转摘宋天锡, 2000) 吕叔湘说:“一般人总觉得创作难而翻译易, 只有搞过翻译工作的人才知道翻译也不容易。创作可以写你所熟悉的, 而翻译就不能完全由自己作主了。即使以全篇而论可以算是“熟悉”了, 其中还是难免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问题, 非把它解决不能完成你的任务。其中最费事的就是这里所说“杂学”这方面的东西。” (转摘罗新璋, 1984) 笔者认为无人会蔑视翻译的极其重要性, 因为没有翻译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文明和进步。但对其中的极其艰苦性, 就不是业外人士所能了解的。往往是某一项申报工程, 技术人员和文秘工作者花上三两个月, 洋洋大观几万字, 然后领导一拍脑袋说赶紧找人翻译, 一个礼拜内交稿。笔者就碰过一份上百页的出口机械材料要求我们两天全部翻译完毕。最后我们是不敢接, 但还是有人接了, 但其质量可想而知。林语堂在《论翻译》 (1933年作) 一文中引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 (1866-1952) 的话说:“翻译即创作 (not reproduction, but production) ” (转摘罗新障, 1984) , “社会上的人”是不会理解其中的深刻。我们知道作家精通一种语言即能挥洒自如, 搞翻译的却至少必须精通两种语言。作家有遣字选词的自由, 搞翻译的却必须按图索骥;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 吃透原文, 翻译不能望文生义, 随便添减, 翻译出来的东西还不能有过重的翻译味道, 以照顾译文读者。这两者的平衡点实在不好找。 那么翻译之难到底难在那里?王佐良先生曾说,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花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 (王佐良, 1989) 笔者认为此话所言极是, 在汉英翻译中, 不了解深层的文化意义或忽视文化差异, 就可能导致判断和理解上的错误, 不可能进行顺畅的交际。但文化内涵包罗万象, 上至意识形态, 下至衣食住行。如果把文化差异之难进行细分, 可以总结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语言形式的差异 语言和思维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 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另一方面, 思维还支配着语言, 中西民族思维上的差异是形成各自对应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理性根源。 (郑兰英, 2003)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 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莫过于形合与意合特征的区分。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和谐”、“悟性”, 所以中国文化求全、求圆满、求和谐、求对称平衡、重个人感受和“心领神会”。反映在语言上, 则重意合。无主句及主语省略句多;主动语态用得多;连词用得少;文章求全面, 不怕重复, 词句求平衡与对称。 而西方哲学则主张“人物分离”, 重形式论证, 崇尚个体思维, 并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反映在语言上, 则重形合。非人称主语用得多;被动语态用得多;主语一般不能省略;连词、介词用得多等。 由于各民族的历史、生态、民情、风俗、宗教不同, 对于同一思维对象或内容, 不同民族的思维角度可能不尽一致, 从而在语言上会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如表示“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英语则用成语“Carry coals to New Castle.”;而“大海捞针”, 英文则只能译为“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我们说快乐的像神仙, 英文则说:“As happy as a lark.”或者是:“As happy as a prince.”由此可见, 在不同的民族中, 尽管思维的内容大体相同, 但由于思维的民族个性, 在语言表达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 汉语是分析性语言, 重悟性, 西方语言是综合性语言, 重理性;汉语是形象语言, 西方语言是抽象语言;汉语是直觉性语言, 西方语言是逻辑性语言;汉语重主体性, 西方语言重客体性等。英民族重直线思维, 汉民族重曲线思维。英民族重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