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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成立 随着我国房地产开发的蓬勃发展，建筑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干果之一。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关于建设项目的争议越来越多，这已成为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立法和司法方面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创设就是一条新途径。按照《合同法》第286条的文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是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同样是以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来表述优先权的主体的。而建设工程项目除了发包人和工程总承包人之外,还涉及勘察人、设计人以及项目分包人等,这就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主体的混乱。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哪些主体是能够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承包人?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是否包括勘察、设计合同的承包人?合法分包合同中的承包人、转包合同、肢解分包合同的实际施工人可否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时,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建筑物装饰装修合同、安装合同中的承包人能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作简要分析。 一、 工程建设成本计算优先权的主体 《合同法》第269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该法第272条第1款也规定,“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由此,勘察人和设计人也是建设工程的承包人,这就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勘察人、设计人能否成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的争议。 有人认为,勘察人与设计人应当作为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持此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勘察人和设计人同样属于工程承包人,发包人拖欠的勘察费和设计费也属于工程价款的范畴。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合同法》第286条并没有排除勘察人和设计人。第二,没有前期的勘察与设计,无法确保后期施工的有效开展,更无法保障工程建设之质量。勘察、设计劳动作为一种技术劳动也物化到了工程之中,发包人拖欠勘察人、设计人的费用与拖欠施工人的工程欠款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勘察人、设计人与施工人一样,均应对其完成的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我们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主体应限于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不应包括勘察、设计合同的承包人。首先,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合同法》第286条的立法初衷是为了解决建筑市场中长期存在的拖欠工程款问题,以保障体现在工程款中的建筑工人的生存利益。勘察、设计并不像建筑施工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往往不会涉及到工人工资问题。勘察、设计合同中发生的费用较低,拖欠现象也并不突出。而且,与施工合同的承包人相比,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中的承揽人在与发包人的谈判中显然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是其具有自力救济手段,如果发包人拖欠费用,勘察、设计单位可以行使抗辩权,不提交勘察报告和设计图。二是勘察、设计阶段处于建设工程施工之前,且勘察、设计费的数额不大,发包人一般都具有支付能力。由于对于勘察、设计人的利益没有给予特殊保护的必要,故从立法目的上来看,勘察、设计合同的施工人不属于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其次,参与《合同法》起草的梁慧星教授认为,“这里所谓建设工程合同,应当作狭义解释,仅指第269条第2款中的施工合同,勘察合同和设计合同不包括在内。”法律解释就是探究立法者的原意,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亦应持此观点。第三,建设工程优先权在性质上应属于法定担保物权的范畴,因此,该权利的存在应以存在特定物(即工程)为前提,只有施工合同完成的是工程本身,设计合同与勘察合同的完成物仅为设计成果与勘察成果,不属于第286条规定的“工程”范畴,因此只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才可行使这一权利。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3条对建筑工程价款界定为,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由于在勘察、设计合同中一般不会约定工作人员报酬和材料款,因此,其中的工作人员报酬和材料款应是施工合同中所发生的。第五,对比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建筑师、设计师或仅为工作物之准备工作或对于其实施仅给劳务者以及非直接与承揽人有承揽关系者,不能享有优先权。最后,建设工程优先权具有强大的效力,而且不需要任何公示方式,若任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必然有害交易安全,因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立法目的对其权利主体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避免因权利行使不当造成新的不公平。 二、 实际施工人的债权 第一种意见认为,无论是合法分包还是非法转包、肢解分包合同的实际施工人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