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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的当代中国道路 如果《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的原稿在桌上，我将不禁地感到惊讶。李邵坚先生一直在跟踪新加坡的发展，反思新加坡的经验，并努力编织新加坡的感情，最终将其转化为现在的手稿。可以说，这是“十年宝剑”。多年来，作者的汗水和辛勤工作结束了《新加坡经验》这本书的主题性。这不仅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也是中国的新加坡研究领域一项重要成果。作为书稿较早的读者, 我感到作者抓住了新加坡经验的契机, 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好, 归纳合理, 逻辑严密, 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 也饱含着当代中国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有人问我, 新加坡经验的核心在哪里, 我会向他推荐这部书;如果有人问我, 怎样才能快捷地了解新加坡社会, 我会向他推荐这部书;如果有人问我, 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看新加坡, 我还会向他推荐这部书。 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各国政界和学术界都在刻意揭开“新加坡之谜”, 进而借鉴新加坡经验。就中国目前所出版的新加坡经验的相关论著中, 多是就其中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的, 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视角, 表明中国学术界和政界都十分关注新加坡经验的总结、消化和吸收。但像《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这样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总结新加坡经验的专著尚不多见。 “新加坡之谜”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持续发展。经济高速发展, 这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契机, 经济的发展为新加坡的政治稳定提供了物质前提, 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二是社会稳定和谐。1965年独立以来, 除去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政局有些动荡外, 在1968年以来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 新加坡政治、政局稳定, 没有发生过大的政治冲突和流血事件, 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没有发生社会动荡, 各种族人民友好相处, 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 从整体上形成了协调的社会生态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新加坡经验。在改革开放前夜, 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东南亚三国 (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 其主要目的就是想学习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这次出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 当中国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 邓小平又想到了新加坡。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提到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 不仅经济要上去, 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 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 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 他们管得严, 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如果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主要是学习其经济发展经验的话, 他的“南巡讲话”在事实上号召要全面吸取新加坡的社会发展经验。我们又必须看到, 目前国内在研究新加坡经验时尚不够深入全面。李光耀曾针对中国学习研究新加坡的现象加以评论:“他们 (指中国——引者注) 选出我国制度的一些点滴。但我们则将这些点滴连接在一起。” 同时, 李光耀对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以后的发展抱持极其乐观态度。《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就是试图以一个中国政府官员的视角来将新加坡经验“这些点滴连接在一起”的有益尝试。 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 抓住了新加坡经验中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即可持续发展和多元社会和谐, 又不拘泥于这两个方面, 而是以这两个问题为主线, 从执政党、政府、经济发展、国家认同、国内种族和谐、国际社会和谐等方面较为系统而深刻地进行了探讨, 对于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实践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 《可持续发展与多元社会和谐:新加坡经验》就又不仅仅是一本经院式的理论专著。“理论是灰色的, 而生命之树常青。”2006年9月, 韶鉴先生应邀赴新加坡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对新加坡社会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 取得了对新加坡社会的感性的第一手的认知。这部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实践思考成果的著作无疑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 目前中国对新加坡经验的总结与借鉴的研究, 应当进入有针对性的深化阶段。第一, 仅仅笼统地说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结论只能大同小异, 需要的是针对其中某一个方面的深入研究;第二, 中新两国虽然有着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 但在社会制度、国家规模、治理方式等方面又存有更多的差异, 对新加坡来说是成功的经验, 在中国未必可行。所以, 我们还要认真分析新加坡经验的产出环境和移植环境, 哪些经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照搬、改良、舍弃, 都需要认真的分析与思考。就此问题, 我和韶鉴先生也有所交流, 并约定以后就新加坡经验的可借鉴性问题共同探讨, 看来, 韶鉴先生的这部书堪称“全面深刻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工程”。 (孙景峰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