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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丹东屯田制 旧史料中关于江东屯田制度的记载相对较短。在清代上午的《三国会议》中，有一个“吴堤”的项目，只记录了四个材料。清代余力初的《贵知礼》只有《魏店农志》一篇，而《东汉屯田制度》则没有《陶元珍三国粮食志》也详细了魏晋屯田制度，略于东吴屯田制度。缺乏专门的文章对河东屯田制度的研究也缺乏具体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单独讨论，比研究魏晋屯田制度更受关注。至于东吴屯田制的具体内容,还存在不少疑问,象唐长孺先生这样著名的史学家,当论及东吴的屯田制时,也说:“孙吴的屯田制组织我们不太明白了,大体上农官与郡县分治,典农校尉相当于郡太守,都尉相当于县令。屯田民的来源我们也不知道。……孙吴屯田制度如此不明确……”,大有疑难重重之感。由此可见,对东吴屯田制度进行某些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谨就如下几个问题,略陈俚见,以求得教益! (一) 陆逊曾任海昌屯里,过渡时期 东吴屯田制始行于何时,史书无明确记载。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中,虽正确地指出了“东吴屯田,开始于公元203——204年前后”,却未作详细论证,因思予以复证。《三国志·吴志·陆逊传》云:“孙权为将军,(陆)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据《陆逊传》,逊死于孙权赤乌七年(244年)后不久,死年六十三岁;《资治通鉴》系陆逊死年于赤乌八年(245年)。从此年上推至陆逊二十一岁时,应为建安五年(200年)。又《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谓建安五年,“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与《陆逊传》所说“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正合。因此,确知陆逊始仕孙权幕府在建安五年。陆逊担任了一段东西曹令史以后,就“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可见他任海昌屯田都尉在建安五年以后不久,但在建安五年以后多少年,无法断定。王仲荦先生估计说:“倘逊年二十二、三为海昌屯田都尉,是在建安八年、九年左右”。今据陆逊本传,知其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后,办了发展生产、召募兵员、镇压“会稽山贼大帅潘临”和“鄱阳贼帅尤突”等事,才被拜为定威校尉,这中间是经过了颇长一段时间的。《三国志·吴志·贺齐传》,谓:(建安)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缓,化民为贼,陵阳、始安、县,皆与突相应,齐与陆逊讨破突。”以此言之,陆逊拜定威校尉,是在建安二十一年。换言之,陆逊出任海昌屯田都尉,是在建安二十一年之前很久,与王先生认为在建安八、九年的推断大体吻合。何况海昌屯田都尉之设置,有可能还在陆逊出任此职之前哩!因此,可以认定东吴的屯田应始于建安五年以后不久。 另外,东吴屯田制的实行,实与其对山越人的镇压有密切关系,因为对山越人的镇压,给它提供了实行屯田制的劳动力与地盘。而孙吴政权对山越人的镇压,早在孙策时期就已开始。太史慈就曾任“建昌都尉,治海昬”;建安五年孙权任讨虏将军以后,就立即开始“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建安八年,又命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等分别镇压山越,成效显著。由此可见,东吴屯田制的创立与初步推广,很可能就在这段时期。至于东吴屯田制的进一步推广,则在黄武五年(226年),《三国志·吴志·孙权传》云:“黄武五年春著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穀少,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里的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正说明在此之前,诸将都已兴建军屯,此次“增广农亩”,意在扩大屯田。孙权之所以同意陆逊建议,并父子“亲自受田”,意在鼓励。因此,黄武五年,实为东吴屯田制的进一步推广之时。 (二) 是兵士,还是民屯 东吴屯田的类别,也同曹魏一样,分军屯与民屯两种类型。前引《孙权传》载黄武五年,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许之,便是扩大军屯。又《三国志·魏志·满宠传》云:“(青龙)三年(235年),(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史督二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在这里,前云孙权“遣兵数千家”,后又云“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见这些“佃于江北”者属于军屯类型。又《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注引《吴书》曰:“融字叔长……拜骑都尉,赤乌中(238年——250年),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以融代表,后代父瑾领摄”。有人认为这是民屯,实则仍为军屯。因为“诸郡出部伍”,显系军队。这些“部伍”,虽多来源于被征服的山越人,而以山越人中之精锐者为兵的事实,是屡见不鲜的。单以顾承所领来说,《三国志·吴志·顾雍传附孙顾承传》云:“(承)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将精兵八千人,还屯军章阮。”由此可见,顾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