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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罗世家》中的民族性与人民性 本文之所以能够理解和研究金正恩在文学中的民族性和人族性的讨论，是因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在俄语中，民族性和人族性这两个术语是相同的。此词在普希金评论中频繁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涵义,稍一不慎就会理解错,妨碍我们对普希金思想的正确把握和研究。本文试图在探索普希金关于文学民族性与人民性见解的同时,顺便廓清某些误解与误译。 普希金关于文学民族性的文章,最著名、最集中者莫过于《论文学的民族性》。此文在他生前没有发表,现在只能见其开头部分(后面部分要么没有写,要么没有流传下来),连标题都是后人代拟的。其中的关键词нАродность在大多数中译本中均作“人民性”。(1)我为什么要译成“民族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来看这篇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19世纪20年代,文学的民族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提出,系与俄罗斯民族自觉性的觉醒密切相关。1812年抗击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使俄罗斯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性也随之而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就在这一年,曾先后担任海军上将、科学院院长和教育大臣的保守派文学家希什科夫在《论爱国》一文中说,对祖国之爱犹如对异性之爱一样,要求盲目的激情,并且封闭于民族传统之中。照他的理解,俄罗斯的这一传统便是爱东正教和沙皇。希什科夫的这一观点后来经新任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发挥,成为臭名昭著的“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教条。一些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希什科夫对民族性的这种动物性理解,认为学习西方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民族性。 至于普希金本人,在1812年事件所引起的民族激愤心情平静下来之后,他认识到希什科夫所宣传的官方爱国主义是错误的,因而参加了反对希什科夫的文学社团“阿尔扎玛斯”。1817年从皇村学校毕业后,普希金与格林卡、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德尔维格、丘赫尔别凯等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自由协会的成员交往密切。这个协会是十二月党领导的,其成员格涅基奇等对文学的民族形成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见解,使普希金对文学的民族性越来越感兴趣。 不过,直接导致普希金产生撰写这方面文章念头的,应当说是1824—1825年间杂志上关于文学民族性问题的热烈争论。这一争论的主要参与者有波列伏伊、索莫夫、维亚泽姆斯基、丘赫尔别凯和别斯图热夫等人。普希金本人当时虽然被流放到远离文化中心的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村,不能直接参加争论,发表见解,但还是密切关注其进展,认真阅读有关的文章。 别斯图热夫在《北极星》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批评文化界对俄罗斯文学民族性的漠视和贬斥,说这是长期接受法国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丘赫尔别凯在《记忆女神》杂志呼吁创作民族诗歌。他说:“祖先的信仰、祖国的风俗、编年史、民间歌曲和传说是我国文学最优秀、最纯洁、最可靠的源泉。”“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家,尤其是其中年轻的才杰之士,抛弃自己身上可诅咒的德国锁链,立志成为俄罗斯作家。这里我特别是指普希金。他的三部叙事诗,尤其是第一部,展示了巨大的希望。”(2) 普希金以其特有的敏锐性发现,这些关于民族性的文章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却连民族性的基本概念都还没有弄清楚。因此,他《论文学的民族性》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习惯于谈论民族性,要求民族性,抱怨文学作品中缺乏民族性,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去确定,他所说的民族性是什么意思。(3) 他之所以认为必须给文学的民族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因为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整个文学界,尤其是对于他自己。当时,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看到,俄罗斯文学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普希金下一步的创作探索。别斯图热夫在《1824—1825年初俄罗斯文学一瞥》一文中谈及普希金即将问世的《茨冈》时慨叹:“普希金的起点已经这么高,他有什么达不到呢?”(4)雷列耶夫的由衷称赞也代表了时代的心声:“普希金,你已经获得了头号诗人的桂冠。”(5) 普希金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去解决文学民族性的问题。他下的初步定义是这样的: “民族性是作家身上只为其同胞完全珍视的优点,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优点要么不存在,要么甚至可能是缺陷。” 之所以说这定义是初步的,因为《论文学的民族性》一文他生前没有发表,显然是觉得不满意。在这些话之后,他紧接着又说,气候、统治方式和信仰会形成一个民族的特殊面目,造成只属于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方式,而这一切通过“诗歌之镜”反映出来,便是文学的民族性。 托马舍夫斯基注意到,普希金的这些论述同德国学者安西利昂(1766—1837)的观点颇为相似,后者在《民族文学概念分析》一书中说: 一个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习惯和爱好,形成了它的民族性格,因此,只有当艺术作品符合其民族性格时,在它的眼里才是美的。”“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学时,应当忘记自己的民族,相应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