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docxVIP

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 陶行知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坚强笃实,百折不挠,数十年如一日地谋求以“教育革命”配合“政治革命”来救中国。为了改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竭尽心力地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陶先生挣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教育传统的锁链,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为工农劳苦大众及中华民族着想,不仅在教育思想上富有创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且在教育实践上勇于探索,开辟了中国新的教育途径,有着伟大的创造,对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他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1的理论之前,在1918年就提出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的理论。学习与探讨它,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调整当前中等教育结构,加速发展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生利主义—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研究陶先生关于生利主义职业教育的思想,很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思想,其作为职业教育思想核心的“生利主义”的内涵又是什么?笔者认为,陶先生提出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思想,完全是基于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教育的深刻认识和对职业教育思想核心的正确把握。 从近代旧中国的教育历史看,自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以来,一般的教育总是摆脱不开日本与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圈子。这种教育比起科举制度的封建教育来诚然是新的。但是,一味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倘若说起初还有那么一些革新的作用,越到后来则越暴露了它的根本弱点,洋教条、洋八股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需要。我们知道,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教育的阶级性,主要是由教育的目的、内容和社会效果所决定的。而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任何教育,都必然而且能够对社会生产、生产关系和政治发生影响和作用。从实践中看,我们也不难发现,旧时那些上学校的人,花的时间很多,也费了不少金钱,但到头来他们所获得的却并非都是最必要的知识与能力,多半却是一堆派不了多少用场的东西。一旦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就会立即感到严重的学与用、讲与做的相互脱节。更何况旧学校里培养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人中,还有不少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是为剥削阶级、为少数人服务的。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苦大众则被排斥于学校之外。那时的神州大地,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暗无天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痛苦中熬煎。为救国救民而办教育的陶先生,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就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开始以“创造的精神”、“开辟的精神”对陈腐的中国旧教育进行改革。他开愚启顽、振发作馈,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的重要理论。 正因为陶先生对旧教育有着深刻的洞察,所以他提出的职业教育思想的主旨也非常之明确。他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2一文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衣食主义多弊窦,生活主义太宽泛,二者皆不适用于职业教育”之后,十分明确地提出:“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对于“生利”,先生是这样进行解释的:“生利有二种:一曰有生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和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换言之,前者是以物来利群,后者则是以事来利群。这种“生利”虽有事与物的不同,但其共同点“利于群”却是一致的。在这里,陶先生特別把能不能“生利”作为区别是否职业界之人和是否职业教育的标志。他说:“凡生利之人,皆谓之职业界中人”,“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陶先生的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职业必须发挥生利的作用,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目的和出发点。不能够使人生利的教育,是不能称之为职业教育的。我们也不难看出,“生利主义”正是陶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生利”的内涵,决不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赚钱的代名词,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谋生糊口的手段。这种生利主义的教育,它是直接传授最终能够使人们“生利”的生产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它要求培养出来的人,实际上必须是有知识、有本领的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者。正因为如此,陶先生在晓庄师范便提出要有“农夫的身手”;在山海工学团,他强调要有“生产能力”,为此设有工艺和农艺劳动课;在育才学校,他提出要办“手脑双挥的小工厂”,在基础教育中设有劳动教育,各年级都规定了两小时劳作课,还仿照解放区的办法,大搞开荒种地。陶先生脚踏实地地把自己提出的理论运用到办学的实际教育中去。这也清楚地表明:他所提出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除了一般教育所具有的共性以外,还有其明显的自身特点,即培养目标规定的职业性,实施教学过程必须坚持的实践性,办学形式要求的多样性。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职业教育,给人以适合其个性特长的专业化技能训练,培养能够掌握特定劳动部门的基础知识,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