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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渐为新变与正始文人的文化冲突 建安正初以来，晋诗开始编纂，并产生了繁荣的思想。第一个是以“三张、二禄、二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第二个是以石头为核心的“24个贾庙朋友”诗人。后来，还有郭普、刘坤等永良诗人。钟强称之为“文章的中兴”。西晋诗歌在选取题材的多样性、创作技巧的丰富性以及对文辞的锤炼上传承并发展了建安文学，不仅传承了建安文学“风骨气象”的美学风尚，又开创了以“韵”取胜的新的美学风尚，并进而呈现出文雅化、士族化的倾向。西晋诗风在总体上虽“力柔于建安”，但是却以“清、韵”取胜，美学风尚上超越了建安风骨。 一、 清英流韵之属—“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西晋诗风之新变 对西晋诗风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云:“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连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527而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评价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1743从两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晋诗坛更注重诗歌修辞技巧，自建安时期产生而发展于正始诗坛以追求辞藻华丽为尚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在西晋时期发展到极致，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文雅化、贵族化的倾向。简而言之，对于西晋诗风，可以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和“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概论之。 (一) 陆机、潘岳与西晋诗人创作之美的之美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云:“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糜。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複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329《晋书》在列传中论及西晋诸多诗人诗作时，评价陆机为“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而评潘岳则为“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评两张则为“载、协飞芳，棣华增映”等等1467。由此可以看出，在诗歌技巧方面，西晋时期的诸多文人勇于突破前人，开创了与建安文风完全不同的艺术风尚:“繁文绮合。”西晋诗坛的代表诗人诸如陆机、潘岳、张载、张协等人的诗作已呈现出明显的有别于前人的艺术倾向，具体而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刻意追求语词的繁缛与辞藻的华美，文风从质朴平实转向繁文绮合。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中称傅玄“新温婉丽”，张华“辞藻温丽”，陆机“弘丽妍瞻”，潘岳“辞藻绝丽”，潘尼“文采高丽”，都有辞藻华丽的特点135。《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70可见，潘岳、陆机两人在当时已以文辞华彩而著称，而陆机的《拟古诗》可作为这种华丽藻饰的代表之作。然而过于追求文辞的华美却往往易使诗歌陷于形式主义的泥潭，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曾批评陆机:“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恩能入巧，而文不制繁。”547由于陆机的创作本有表现文学才能、标榜学问的意识，所以不避辞赘，有逞才之嫌。虽文辞华美，但却缺乏自我独特的情感体验，因而显得内容贫乏浮浅，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故不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其次，追求新奇技巧，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笔触从粗疏、简约趋向细腻、繁绮。西晋诗人有以赋法作诗的传统，他们往往将骈赋中的句式运用于诗歌创作，以丰富诗歌的表现手法，加强诗歌的铺陈排比描写功能。建安诗中偶句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陆机诗中往往占一半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而《赴洛道中作》二首，除首尾外，几乎全为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其他如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等，也大量运用偶句。这种创作倾向虽然使诗篇显得工稳、整炼、雅致，但也显得板重、凝滞。而西晋诗人敏感、细腻的审美心态，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则呈现出笔触细腻、繁绮的特点，即“析文以为妙”也。 综上所述，刻意追求语词的繁缛与辞藻的华美，追求新奇的技巧，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笔触从粗疏、简约趋向细腻、繁绮，是西晋诗坛“繁文绮合”艺术风尚的具体表现，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此恰如萧统于《文选序》所言“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二) 丰富题材，扩大文本内容 建安诗歌在题材和内容上或表现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如曹操的《蒿里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以乐府古题写时事;或抒发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如曹植的《白马行》;或以表现人生苦短为主题，诸如徐干《室思诗》、曹操《短歌行》等。从而使建安诗歌呈现出“慷慨悲凉、沉郁顿挫”的思想特色，世谓之“建安风骨”。而随后的正始诗坛，在题材内容上逐渐远离时事，沉溺于玄谈和抒发个